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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07)

1942年,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公开进入中央党校,与彭真须导的中央党校,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密切配合,结成了一个完全效忠于毛泽东的“铁三角”:

中央党校作为高干的“思想改造”中心,入校条件十分严格,须由中央组织部逐个审查认可后方能入学;

中央党校又是审查中心,经中央组织部审查批准入校的学员,还得再次接受中央党校的政治审查,学员在校期间非有特殊情况一概不得调出;

中央社会部配合党校的政治工作,凡经审查认为“有问题”的人,“情节严重”者移送中央社会部,“一般问题”者留校隔离审查。

因此,除了一部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高干和一般中下级干部外,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还包含下面两类人:

一类是虽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但曾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地与国际派或“经验主义者”有较多关系的干部;

另一类是政治历史有“嫌疑”的干部。

例如1943年8月16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就要求送“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和“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来延安学习。

由于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情况各异,中央党校在学员编班问题上采取了特别的安排:在党校内,既有按干部级别分类组成的班;也有依“政治可靠性”的类别组成的班。1943年后,送入中央党校的干部人数大增,其中大量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在彭真的主持下,分别将这类干部集中在下列单位:

中央党校三部:其成员多为被解散合并至中央党校的前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干部。

中央党校第六部:其成员多为来自国统区的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

上述两个部是中央社会部在党校深入活动的重点单位,也是“挖”出“特务”、“叛徒”最多的单位。中央党校三部和六部学员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交待问题”。

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整风领导班子借助保安和组织两股势力在校内“大破大立”,破对国际派和“经验主义者”的迷信,立对毛泽东、刘少奇的赞颂和服从。从1942年春始,中央党校就充斥着捧毛、捧刘的浓厚空气,到1945年,校名也曾一度改为“中共中央毛泽东党校”。

1942年5月14日和5月16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彭真撰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和〈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文章对毛泽东的整风意图详加阐述,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并用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彭真尤其要求党校学员要反复精读《二十二个文件》中所收载的刘少奇的文章,以加强学员对刘少奇的认识。

彭真在中央党校担任主要领导期间,和毛泽东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中央党校学风学习阶段结束,中央党校拟定的干部考试的四个题目,是报请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才确定下来的。彭真对党校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事无巨细,都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甚至一些鸡毛蒜皮事,诸如某个军队学员对结了婚的干部每周六过夫妻生活表示不满这类的事,毛都知道。毛泽东也经常到党校彭真处了解情况,会见党校干部。

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相比之下,张鼎丞、江华等毛的嫡系干部虽然也在中央党校,但是张鼎丞只担任了党校的二部主任,而江华仅为一部的普通学员。毛泽东的信任使彭真信心倍增,干劲十足。1943年10月党校在肃奸、抢救高潮中转入路线问题“学习”,彭真重翻历史老帐,率先批判1928年的顺直省委和1935年的中共北方局,明批柯庆施、高文华,实际上将矛头暗指1928年底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的周恩来,堂而皇之地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勿庸置疑,树立刘少奇就是树立彭真自己,刘少奇既然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彭真作为当时刘少奇的副手自然也身居正确路线之列,这样彭真就为自己进入中共最高核心层准备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为彭真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提供了最佳的机会,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作张鼎丞的副手,但安子文实际上是彭真最得力的助手。彭真和安子文在党校细心观察,仔细物色“忠于正确路线”的干部。1944年,陈云卸去了担任七年之久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彭真立即填补空缺,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将一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或者安排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者委以党政军关键部门的领导职务,于是,刘少奇系统羽翼渐丰,成了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整风经验不仅逐渐在各根据地的党校得到推广,成为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

1942—1945年,是中共历史上大动荡、大改组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彭真互相支持,携手合作,将中央党校搅得天翻地覆。毛泽东、彭真利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的方法,其实和1929—1930年间斯大林利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整肃布哈林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并无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搞清洗的时间不到两年,而毛在中央党校搞整风竟长达三年半,中央党校成了名副其实的整风的“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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