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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06)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面貌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全面引入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分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入校,而免除其家属的资格审查程序。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人学校归自己使用。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及附属的组织教育科、秘书科直至各支部,建立起垂直的组织系统,并配备了专职政工干部(部组织教育科在各支部都派有负责联络的组织教育干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经过这番改造,党校的机构迅速扩大,在1944年初至1945年夏党校的鼎盛时期,全校人数共约六千多人,其中一半为教职员工。

伴随着机构扩增,官僚化趋向急剧增长,原中央党校曾经存在着的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校管理干部之间的那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基本就被扭转了过来。

彭真领导中央党校后党校发生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彻底废除了党校系统讲授马列基础知识的传统,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的论著,以及经过选择的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党史》,并将“学习”与展开党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1941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仍然必须讲授经过重新编排的马列基础知识,以及中国和世界近代革命史。此计划还对中央党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将原先半年至一年的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然而到了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时,毛泽东干脆宣布自即日起,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对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再作出硬性规定。显然党校学制长短必须服务于毛的政治目标,当毛泽东要打击张闻天等人时,他一再抨击延安的干部教育制度既繁琐又费时;而当毛泽东要利用党校达到自己功利主义的目的时,他又执意将大批干部长期集中在党校,不把他们的头脑“洗干净”绝不善罢甘休。彭真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他巧妙地将中央党校的“学习”引向对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怀疑和攻击,又使这种“矛头向上”的批判和对干部本人的清算挂起钩来,结果无休无止的学习、批判、审查将学员拴在党校长达三至四年。在毛泽东的总策划下,彭真使中央党校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中央党校由彭真担任领导后所发生的第三个变化,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彭真和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密切合作,使中央党校在长达二、三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共最大的干部审查中心。

把党创办的军政学校权充“有问题”干部的审查收容所在1942年前即曾有过先例。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在这前后,一批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被送入抗大“学习”,抗大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专门编了三个班。许世友、王建安等著名将领都曾被安置在该校“揭发、清算国焘主义”。因不堪忍受株连,许世友、王建安等曾议论率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返回鄂豫皖或川陕打游击,但被人打了“小报告”,为此许世友等曾受到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审判委员会的审判,并被处以徒刑。毛泽东权衡利弊后采取怀柔政策,最终陆续开释了被拘押的许世友和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这样抗大作为“有问题干部”的审查和收容中心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中央社会部渗入中央党校作政治情报工作,也不是自1942年始,然而在整风运动前,中央社会部在党校的活动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抗战爆发后,中央党校对外的代名一度称作“中山图书馆”,康生领导下的中央社会部主办的“敌工训练班”,将毕业的学员,作为中央社会部的耳目,秘密打入“中山图书馆”。这些潜伏在党校各个部门的耳目必须定期回社会部全面汇报在中央党校的地下侦察活动。

中央党校与中央组织部存在密切关系则完全是公开的。中共中央规定凡进入中央党校的干部,除来自军队系统和边区系统先由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局审查其政治条件、再报中央组织部统一审查外,中央直属系统及外地来延安的党政军干部一律得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其政治条件,才可人党校,而干部在中央党校“结业”后,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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