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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说童年事

我是1931年9月26号出生的。生在上海的开封路上,我们家的老宅子。出生的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后来我习惯过阴历的生日。

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我父亲名叫沈汉英,小名叫宝囡,是上海人。他是一个大少爷,一辈子不做事的。我的母亲是宁波人,是开封路这个住宅的房客。我家在上海的祖居地据说是在大场,就是现在上海大学所在的地方。

我的祖父大概就在大场一带讨生活。他去世的时间比较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上海是靠开饭馆谋生。饭馆有很多种,他开的那种在上海叫“包饭作”,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写字楼,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据说是规模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

我的父亲在小小年纪就成了小老板,但是家产在我的祖母手里掌管。我祖母姓冯,是上海的本地人,从小生长在庙头这个地方,大概就在大场附近。

祖父去世后,家里剩下四个人,祖母、父亲和两个姑姑。父亲排行最小。祖母当家。但是按照旧时的规矩,重男轻女,父亲是独生儿子,要多加培养。祖母怎么培养他呢?这牵涉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亲口告诉过我,讲过多次,按照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应该叫我的父亲学着抽鸦片。用我后来概括出来的话,叫“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我问过祖母是不是这样,她说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有产业的家庭里,能导致家产破败掉的行为,就是嫖和赌。在当时的社会里,孩子只要一抽鸦片,就不嫖不赌了。所以就要训练他们抽鸦片。我懂事后,还埋怨过祖母:为什么叫我爸爸抽鸦片呀?祖母说,你不了解,抽鸦片的孩子不嫖不赌,能保住家产。

我父亲怎么样呢?据说确实是不嫖不赌,可是家产也没有保住。为什么呢?当时没有想过这些。现在想,原因很简单,家产要想保住,除了不败掉,还要经营管理。抽了鸦片的人,大概是不会去管理的。祖母说,我父亲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就是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不干一点儿坏事儿。可是,他也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情。他大概一辈子没管过家里的事儿,据说就是这么一位大少爷。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的姐姐。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灵前哭。但是,他长得什么样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长相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欠多少呢?据说,用我们在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还不够,也就是“资不抵债”。大概就是在1934年,我们家就逃亡了。我妈妈抱着我,到宁波;我祖母抱着我姐姐,到了烟台。

为什么她们要到烟台呢?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姑一辈子抽大烟,跟着我父亲一起抽。她没有嫁人的兴趣,没有结婚。我不知道鸦片怎么能这么厉害,能叫人没有生存兴趣!她不成家,一直跟着妹妹一起过。二姑姑不抽大烟,正常结婚成家。二姑父在烟台海关工作,被认为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那时候的海关是英国人的,二姑父会讲英语,他在那里为英国人的海关工作。我祖母就抱着我姐姐去投奔了二姑姑和二姑父。

当时,我姐姐六七岁,我才三四岁。为了逃避债务,我们全家就实实足足地逃亡了。家里负下的债既然用房子顶不了,就宁肯逃走后让债主来把房子分掉,也不能自己败掉。那处住宅,我小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长大也没让我去看。在宁波那段时间里住的房子,我记忆里倒是还有点印象。

我和妈妈到宁波后,就住在我妈妈的娘家了。这样生活的时间不长,我印象中间,也就几个月吧。半年不到,我和妈妈、我祖母和姐姐,就分别从宁波和烟台回到了上海。回不到原来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妈的婆家那里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作“棚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拆掉了这些棚户。

棚户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到几个月的时候,木板就开裂了,板跟板之间也不接缝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躺在床上从板缝里看街景,或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很高兴。那时候,家里不让我出去玩,我可以透过板缝看马路上的风景,看得很来劲。

这样回到上海以后,我就上学了。先是在棚户那个地方上小学。为了进学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里为我起的名字叫沈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债主追讨债务。同时,入学的时候,总要有个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张我一定要进好学校,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祖母这个主张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刚回上海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在家的附近,现在的话叫“弄堂小学”。好像是宁波人办的学校,在学校里都讲宁波话。我能讲很好的宁波话。

我妈妈的家在宁波,是个商人家庭。我外祖父是个商人,他是我爸爸的开封路住宅的一个房客。他们就是那么认识的。我妈总结过她的生活,总跟我讲;尤其是逃亡到宁波以后,更是经常讲;从宁波回来以后就一直讲,一直讲到她死。她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嫁了上海人。上海人不可靠,宁波人可靠。我以后差不多都做宁波人了。当然,我的生活经验也证明,宁波人的确跟上海人不一样。

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有钱,孩子都要去学徒的。就是家里开了店,有现成的产业,孩子也要去学徒。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自己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孩子一定要吃过苦才行。像我父亲那样,一开始就做小老板,在宁波人那里是不可想像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学徒,没有吃过苦,只吃家产,不正经做事,导致坐吃山空,家里负债累累,祖母和妈妈逃亡。

妈妈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遵守宁波人取舍标准的这一条,她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嫁给了上海人。因此,我妈妈不大赞成,甚至很反对我和姑姑接触。她和我的祖母也有很尖锐的矛盾。对我妈妈来讲,我是唯一的根苗啊。她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发现我祖母想要影响我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她在上海的宁波人亲戚家里,不让我和上海人接触,还不断告诫我,上海人是如何如何的坏。

可是有一条,祖母和妈妈是一样的,就是对我的教育中经常强调: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进好学校。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反对我开始进的那个弄堂小学,后来就想办法进了北区小学。

为什么叫北区小学呢?实际来说,它是工部局小学,是英国人办的学校。在上海,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租界,而且是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管。英国人管租界的地方,上海人叫“工部局”,是借用清朝官职命的名。英文叫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意思是上海市政会议。英文名字听起来是非常的客气,可实际上是个很野蛮的地方。

工部局办了好多学校,是按地区办。我住的地方是在北边,所以叫北区小学。另外还有西区小学,等等。工部局办的还有中学。一所非常有名的中学是育才中学,还有一所格致中学,也很有名。这些都是工部局办的。工部局有一个机构,叫“华人教育处”,专门管这事儿。华人教育处有一个时期的头头非常有名气,是陈鹤琴先生,一位华人教育家。他好像在南京还办了一所师范学院,所以他在师资方面很有优势,可谓优良。他尤其重视英语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我的祖母坚持要我进北区小学。要进这个学校,学费很贵,家里负担不起,怎么办呢?我那位在烟台的二姑父姓王,他的哥哥或是弟弟是在工部局工作,具体职务我不知道,我们叫“大写”,意思就是今天的“文员”。这种人的工作in the office,你这屋子就叫“写字间”,在写字间工作的职员叫“大写”。我就假托是他的儿子,改姓王,一方面有利于入学,一方面也利于躲避债务。他的儿子辈的名字是以“昌”字排行,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就把原来的名字“锦文”改成“昌文”。我用“王昌文”这个名字,算是他的子弟,进入了工部局的北区小学。所以,我有六年不姓沈,姓王。

我进这所小学后,又从一年级念起。第一年交了学费,从第二年起开始免费,就没有再交过学费。这所学校很好,地方很大,在上海很有名。这地方现在还在,当年叫“克能海路”。克能海是一个英国人名字的汉语译音,这个人好像是英国在上海的一个领事,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那条路。我在这所非常讲究的学校读书,从1937年读到1943年。我很用功,功课非常好,读到第二年,就进入品学兼优的学生行列了,就是免费生了。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给了我一条规矩,或说是家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进了好学校,只准跟好学校的同学玩儿,不能跟我家住的那个地方的孩子们玩儿。对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们是“野蛮小鬼”,不让我沾染他们的不良习气。

我住的那个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当小商贩,上海话叫“卖吃饭”。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妈妈给人家当保姆。我妈妈整天出去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们还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极严,说我们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从来不和居住地街道上的孩子们来往。到我小学毕业,我们在那儿住了多年出来,有一点我很自豪,家里也老是称赞我,就是我从来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说话不带脏字儿。

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一句很通俗的骂人的话,有些人就经常挂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和习惯这样说话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我的同学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上下学都是有汽车接送的,日常的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文明。我住在附近,不必接送,家里也没有车能接送。我和同学们从来没有讲过家里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语言习惯上接受的是同一种文化气氛的熏陶。我很听家里人的话,只跟他们一起玩儿。大概我的“奴才主义”在那时候就开始养成了。我的这个“主义”,日后帮助我避免出格,在党的领导之下没怎么犯错误。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反右”时没有被划右派,“文革”中也没有很多“造反”行为,等等。这都是后话了。

和富家子弟们一起上学,一起玩儿,也有一个问题。他们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显出太大差别,我就只能尽量假装家境也不错。

比如有一条,我在家都是穿中国式的衣服,包括衬衣什么的。进了北区小学,必须穿西式衬衣,我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妈妈就连夜给我缝,参照同学们穿的样式来缝。缝好了,我穿着去上学。其实,他们穿的是缝纫机缝制的,我的衬衣是妈妈用手工针线缝出来的。我能从这里更多体会到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的辛苦,而这一点,富家子弟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可是究竟都还小,还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等级观念,我平时又很注意,所以没有出现过很过分的事情。再加上我很用功,功课好,老师很喜欢我,我靠自己完全站得住。就这样过来了,学完了小学。

我上的小学注重英语教学,而且强调英国式的英语,老师反对讲美国口音。受学校的影响,我从小也就很注重学习英语。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中国人。可是到了1942年,突然就大为改变,来了日本人。那时候,天下不太平,我上学没有几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学校就被打乱了。在学校里也听过老师说,“这学校是大不如前了”。

当时打仗,就在离开学校没多远的地方。我上的学校在北边,闸北就在打仗。“七七”抗日就在那一带。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学校领导层里的英国人被关到集中营里去了。我们不能再学英语了,要改学日语了。这大概是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日本人来之前,当时的学校里有一些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党化教育”。每个礼拜一是纪念周,都要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我从一年级唱到五年级,会唱,可是不知道词儿是什么。就像过去私塾里的孩子,会念会背《三字经》、《千字文》,却不知道什么意思。年纪大一点了,看见字能知道什么意思了,却又听不见国民党党歌了。直到1994年,我和董秀玉一起去台湾,上街看电影。当时台北的电影院里放电影前要唱“党歌”,要全体起立,把歌词打到字幕上,我这才知道那些文绉的词儿都是什么字。

当时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在陈鹤琴先生卸任之后,接上来的还是教育家,比较注意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接轨。偶尔来一些外国老师,但不是很经常,主要还是中国的老师。

到了1943年,我小学毕业了。那正是日本人的时候。过去学英语,我是英语班里学得比较好的。学日语的时候,我还是很用功,又成了日语班的第一。日本人把我们学英语改成学日语,可是他们没有改变教育体制,体制还是老的。我毕业了,进什么中学?我的祖母还是坚决主张,一定要进好学校。于是,我就和北区小学的一批同学一起,考进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

从进中学开始,我把姓改了回来,恢复姓沈。但是名字不再叫锦文,就叫沈昌文了。这所学校现在应该还在,在上海的山海关路。学校在市区西边,当年来说,路很远,但还是要去那里读书。

进了育才中学,为了少给家里增加负担,我申请免费上学。校方和华人教育处对我的各种成绩作了鉴定,同意我的免费申请,还和我作了谈话。跟我谈话的人,是接任陈鹤琴先生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职务的人,他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叫沈有乾,是一位留学美国的教育学博士。他的父亲,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位名流,叫沈恩孚。这位沈老先生在科举中取得过功名,经常为人家题写匾额。

当时,我的免费途径,就是奖学金,可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奖学金已经取消了。我不可能获得奖学金了。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有这位沈恩孚先生,我得到了意外的资助机会。什么机会呢?沈恩孚先生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了一些寿金。沈有乾先生就把这些寿金充作奖学金,在工部局办的学校里选拔提出申请免费的优秀学生,资助他们上学。我得到了这样的资助,就这样进了育才中学。环境还不错,周围基本上都还是小康之家的孩子。

这所中学,我进得很不容易,没想到只念了一年。学校虽然是日本人统治,这种学校教育的内里完全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课堂上要讲英语,上体操全部是讲英语。英国人走掉了,中国老师发脾气的时候自然就讲起了英语。表面上没有英国人了,可是实际上英国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应该说,上中学以后,我的成绩不像在小学那样拔尖了,不再是第一第二了。原因很简单,我的数学不行。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这脑子对几何、代数就是不能适应。小学高年级的数学,已经有点不适应了,但是还过得去。到了中学的几何,我就完全不能适应了。不过,从总体看,我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

我就这样上了一年初中。到第二年,沈恩孚老先生资助的奖学金已经花完了。我没有奖学金了。初二的学费,我欠了几个月到半年的样子,勉强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学校老是来催欠款,可是家里还不上,再也欠不下去了。很无奈,我祖母和我妈妈就作了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做学徒。

1945年3月底,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上半个学期的学费还欠着,我怎么说呢?不能说呀!只能这样走,等于是溜号了。又是一次逃债!离开那么好的学校和教育,我的心里很难受,可是没有办法。

我辍学以后,我妈妈就按照她一贯的愿望,让我走宁波人的路,到宁波人那里去做学徒。我进了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说是银楼,实际上是金银首饰店,是个小首饰店。1945年3月底,我进了这家小店做学徒了。老板是宁波人,徒弟是他在宁波农村招来的文盲半文盲。从老板到学徒,店里全是宁波人。

这一类商店,用的都是同乡,不是同乡的必须熟人介绍。我妈妈娘家的一个姑父,在这家小店里做过职员,跟老板认识。他介绍我进去的。做首饰的店,进人是很严的,他要避免你偷窃,甚至卷逃,所以用人都要知根知底。我是属于他不知根底的人,有熟人介绍,就算有了信誉上的担保。

我拜师的时候,严格遵照了当时的旧式规矩。要送一幅红纸,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字,还要磕头行礼。这时候,我妈妈的姑父,就是我的外姑祖父,在旁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宁波人的确是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我进店以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比如,对店里所有人的称呼,我全部是按照老板儿子这一辈的叫法。他的弟弟,我叫叔叔,刚刚去世,九十岁了。他的妈妈,我称呼祖母。老板不但在生活上养育我,而且负责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师傅兼老板没有儿子,他的太太不会生育。所以,他很重视所收的徒弟,包括对我的训练和培养。回头我会讲到这一点,他是怎样特别地优待我,我的表现讨他喜欢。我是一个“小马屁精”嘛!因为我没有办法嘛!

这要说到我的经历和感悟。我从念小学开始,始终处于人性扭曲的情况下。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

我进店学徒没有多少天,就到了月底盘货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盘货的场面,才看到店里有那么多金银首饰,而且要一件件称。当时是日本人统治,买卖不怎么好做。我在的这个店,在这一带算是比较大的,房子前后两个开间。生意的主要对象是一般小康人家的小姐、太太,帮她们买首饰、做首饰。

我的师兄弟们,都是宁波农村来的,差不多都是半文盲。我念过一年初中,算是很好的了。尤其是因为学校课程的关系,我会讲几句英语,那就不得了了,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我们受到的是非常严格的宁波式的学徒训练。但是,我的周围应该说没有一个人对文化有兴趣。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这个基础和条件。我离开学校,开始学徒,进入的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我完全按照宁波人的学徒生活方式来生活,完成了这么一个过渡。

没有过多长时间,我生病了,是扁桃腺发炎,人被搞得非常消瘦。我的师傅很不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叫我去做手术,把扁桃腺割掉,并为我支付手术费。这以后,我的身体才好起来。

宁波人的店,没有工资的。每个月有几块钱的生活补助,这个钱叫“月规钱”。三年学徒时间里,什么都要做的,就是佣人啦。一边学手艺,一边做杂活儿。老板看我有点文化,没有怎么叫我学手艺、干杂活儿,而是叫我做了账务,企图把我培养成账房先生。我把自己称作“账房间里的学徒”。事实上,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手艺虽然也懂一点,可没有怎么做。

在另外这个方向上,我立刻表现出了我的所谓才华。比如打灯谜,师傅喜欢这个。当时有一个小报,我记得叫《东南日报》,上面经常有灯谜。师傅见到就猜,站在那里想半天。想出来的,就把谜底写在那里。可是,有两个灯谜他始终想不出来。他搁在案头两三天,还没有想出来。其中一个谜面是“两枚制钱”,是什么什么“格”,最后两字应是叠音。打一个古美人名字。我很快就想出来了,谜底是“陈圆圆”。制钱是古物,陈旧的东西,又是圆的嘛。嗬!师傅高兴啊!另一个更是让他高兴,我早先也经常拿出来显摆自己的才智,谜面是“山在虚无飘渺间”,是白头格,打一古人名。师傅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我想出来了,就悄悄在谜语下面写了谜底,叫“孔丘”。按白头格,“孔”谐音“空”,“丘”的意思就是“山”嘛。我的师傅看见了,对我惊为奇才呀!

师傅没有儿子,真是拿我当子侄辈对待。所以,我看病,动手术,都是他出钱。当然,我也能让他满意,让他高兴,因为我挺会显摆自己。比如说,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人来了。美国兵在大街上开着吉普车,旁边常常坐一个吉普女郎,上海话叫她们“咸水妹”。这个称呼是英文里边handsome_mate的汉语音译,原来的意思是漂亮姑娘。

那些“咸水妹”经常来这一带。我的那些师兄弟没见过外国人,我在学校里什么都见过。英国人、日本人我都见过,一点都不害怕。不仅不怕,而且我还会讲几句外国话,所以我的地位又高了一点。

我有一些在街道上熟悉的小朋友。他们专门在街上兜售美军剩余物资,地点在江西路、南京路。那地方现在还在,不卖剩余物资了,保留了一个小商场。那些小朋友告诉我,叫美国人该怎么叫。要用英文叫,叫他们“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他们就很高兴,乐意跟你做生意。我也学会了这样叫法,还可以和他们讲价钱,无非就是几个英语数字的变换。师兄弟们看我能和他们做生意,我的地位自然就高了。

才学徒一年,我就做了账房了,现在叫会计。这样,我就避免了做很多杂活儿。但是有的事情还是要做。比如,宁波人每天要吃那些腌臭了的东西,就要去臭菜缸里里捞那些很臭的苋菜梗,拿到师母那里。菜梗上面爬满了虫子,师母就把虫子一个个挑掉。挑出一个,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因为挑掉一个虫子就意味着杀掉一个生命。挑干净了,浇上香油,给大家做早点用。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做的,其他琐事就做得少多了。

我有这样的条件,就开始实行我自己的主张了。从1946年开始,我就开始我的半工半读生活了。为求一技之长,我学了好多东西,语言呀,无线电呀,新闻呀,等等。我心里明白,将来要跳出这一行,就要有生活的技能,要靠自己的实力。

这是我的祖母给我的教育。

(沈昌文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选自《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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