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礼士胡同中段的“创办”，是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有北院南院之分，北院是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办公的重地，非经允许不得入内。南院才是我们这个集体写作班子（笔名初澜、江天）的聚集之所。两院门对着门，北院的权贵从来不与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有什么吩咐，都由“创办”主任转达，某篇文章炮制出来，也由他送审，如再有什么指示也由他传递下来。
居住在这条胡同的百姓，就更不知“创办”是一座什么庙，里面供的哪路神仙了，但见崭新的轿车进进出出，嗅到的只是这些专车排出来的有害尾气。北院有放映室专供领导审查样片，观摩来自海外的过路片。这“过路片”的名称，至今我还不得确解，大概就是指那些群众不得接触的封资修毒草吧！我来自“五七”干校，当初在文艺黑线下的“裴多菲俱乐部”工作，记得对什么《早春二月》、《阿诗玛》、《舞台姐妹》等国产影片批判再批判，消毒再消毒，生怕流毒天下，贻害人民。现在倒好，红线专政之下，怎么连《网》、《冷酷的心》、《女人比男人更凶残》都不害怕了？难道革命已革掉了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变成非礼可视了吗？
事到如今，这才若有所悟。原来一切特权的繁殖孳生，都来自绝对权力的垄断，是权力在运作过程中的再分配和延伸。一面搞所谓文革，一面欣赏过路片，搞一点什么内部观摩，就是绝对权力玩弄的小把戏。当然，在“创办”放映室看过路片的特权，我这“初澜”班子的人也不容问津。特权的结构看来是多层次、多侧面、多等级的。从外面看“创办”，它似乎俨然一个整体，但内中等级森严，礼法规范非常严格，未经召唤，从南院去北院，那是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随便跨入的。
礼士胡同的革命礼仪，当然会触动我的某些神经，产生一些困惑。要还原我在“创办”时的人生状态及其心态，最恰当的概括，莫过于“克己复礼”四个字了。说起来，这又是刻骨的反讽。当时“创办”的一个中心任务，不就是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吗，为什么我们自己倒来奉行“克己复礼”？要求大家克个人主义之己，以便当权者来复文化专制主义之礼。这才是对礼士胡同的“礼士”二字的新解。
专制主义的极权社会，是分裂人格，产生双重与多重人格的沃土。在“初澜”写作班子期间，我就这样陷入了严重的人格分裂而不能自拔，不能自救。那时，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口头上笔头下，都必得秉承上意，充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传声筒，实际上却像一只应声虫，在瑟瑟秋风里嘟嘟囔囔地聒噪。
“初澜”的文章，暂且不论其红与黑，它往往会跳出人们的常识范围，自然也会跳出我本人的常识范围。而我，却正是此种文章的炮制者中的一员。这样的人格分裂表现，如今旧事重提，还真叫人难为情，万分羞愧。这里先以对于《园丁之歌》的批判为例。
这出湘剧高腔小戏，反映的是小学生的校园生活，肯定了作为小学老师的辛勤耕耘，这有什么不对呢？可那时“中央首长”正要抓一个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的典型，这出小戏就撞在枪口上了。那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即便我自以为革命，总还不至于希望他们在学校荒废学业，也不希望他们的老师成天放羊，不教他们念书学文化。如果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将他们送去上学？这就是一个常识问题，也是为人父母者的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可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将令之下，我这马前卒就得遵从将令，向前冲杀，决不允许所谓的园丁，以“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模式，毒害革命幼苗。于是《园丁之歌》罪名成立。作为“初澜”的成员，任务下来，我就只得克己，打消自己也在盼子成才，望子成龙的私心杂念。既然已经参与到此类革命大批判文章的炮制中来，而又不让自己的人格分裂，不昧着天良说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经过集体反复讨论，一再修改，由我执笔，以“初澜”署名的这篇文章就炮制出来了，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发表，各省市的党报一律转载，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播出。那铺天盖地的声浪，百姓们即便可以闭目塞听，充耳不闻，但教育界与文艺界的人却不能不予理睬，自然会有本单位的领导出面组织学习讨论，并且敦促每人发言表态。我这个隐于幕后的文章执笔者，事实上成了为虎作伥的帮凶，欠下了一笔孽债。
在“初澜”班子的数年间，作为文人，最使我深感羞辱，左右支绌的，应是在关于影片《创业》问题上的自我遭遇。正是这一经历，最足以显示当时一个文人的处境有多么无奈，多么艰难，多么为人所不齿。
那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创业》停机了。“创办”指派一个三人小组，先去长影看看样片，回来再给领导写一份报告。因为这小组的其他两人是借调人员，就由我来牵头了。
长影厂来接站的厂办主任，与我有同窗之雅，彼此多年不见，相见甚欢。我们乘一辆吉普，径直开到厂区里的小白楼前，安排住下。这小白楼，在全国文艺界颇有名气，不少作家艺术家，都曾在这里住过，进行创作。反右派运动中，这里发生过小白楼事件，揪出一批右派分子，大都是影剧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今来此，自然要引以为训。
长影的领导，在宴请我们一行之后，接着就陪同我们看了《创业》。出我意料，这部片子拍得出色，让我大为感动。它歌颂了大庆的创业精神，以铁人王进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型，在题材、主题、人物的方方面面都无可非议，理当称赞宣扬，鼓而呼之。那些激情燃烧的镜头，那些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处理，一切都政治正确，横挑鼻子竖挑眼，我硬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我想，只要“工业学大庆”的方针不变，铁人王进喜的榜样不倒，这部影片就不会趴下。作这样的评估，应当万无一失。
在与长影领导和主创人员座谈的时候，我谈得十分动情，认为这部电影为时所需，对文艺革命可以添砖加瓦，有所贡献。会后，我们与编导和主要演员继续接触交流，他们谈到在大庆体验生活时的感受，谈到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对自己的教育，这都符合演英雄，学英雄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方向。一句话，我们这个小组一致认为影片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文艺革命的一个成果。
我们三人返回北京，立即写出书面报告，对这部影片提出了完全正面的评价。与此同时，长影厂将《创业》的样片正式送审，在于、浩、刘等人看过后，也持正面看法。“创办”领导于是向我布置，要我写推荐《创业》的评论，在影片发行时配合发表。这篇文章我写得顺手，通过领导审阅打印出来，只等“中央首长”看过影片，即可送交报社发表。
谁知风云突变，我们原先的那些评估全都错了。江青看过样片后勃然动怒，指斥这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给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招魂。
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吃饭，“创办”的一个行政人员，风风火火跑来，要我丢下饭碗，马上跟他回去。我们径直进入北院的小放映室，银幕上正放映《创业》，于、浩、刘一班人全都在场，我如坠五里雾中，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再看一遍这部影片？但也有些不安，为什么要把我叫来陪看，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呢？
放完《创业》，接着又让我随领导进入小会议室，这才看清于、浩、刘的脸色很难看，他们并没有对影片本身再作讨论，提出任何看法，只谈怎样落实首长的指示。我于是才知道，原来《创业》闯了大祸，已被定为新冒出来的大毒草了。眼下的任务，只是如何进行批判消毒。他们布置下来，要立即在文艺界传达中央首长指示，雷厉风行，坚决贯彻。现时要“创办”评论组写出批判《创业》的文章，而这执笔的差事又派定了我，还要我参加罗织《创业》罪名的上报材料。这时，不会有任何人想到我在此之前曾对《创业》持完全肯定的看法，现在要转一百八十度，这样合适不合适，我本人会不会有什么难处，反正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切无需多言。就这么简单，我便被裹挟进《创业》事件的漩涡中来了。
这时“初澜”班子的秀才们，已被全体动员，按照中央首长定的调门，挖空心思，只是为了硬挤出《创业》的坏水；捕风捉影，只为掏出《创业》的黑心。大家七拼八凑，东拉西扯，总算罗织出一份材料交差。而我还有一个主要的差事等着呢！这就是炮制批判《创业》的文章。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不是不明白，完成此事之日，即是自己给自己勾了个小花脸之时。在先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先写了赞扬《创业》的文章，现在又要我来写批判的文章，左右开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怎么道理都在自己的手里呢！尽管我本人这种万分尴尬的情形不为外人所知，尽管我主观上先前怎样，后来如何，客观上反正左右不是人，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多次叩问过自己的良心，要我老实回答，即便不幸而为文人，即便那时我真的自以为革命，也该讲一点革命的气节吧！既然我肯定过《创业》，如果错了，就该由自己认账，多多反省，总不该让我再来教训他人，俨然一副正生的装扮。这不是什么“常有理”的问题，而是强权对自身人格的践踏与凌辱。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为这不光彩的一页而懊恼。
正当我不顾人格与文格的分裂，炮制出一篇批《创业》的文稿时，客观情势又出现陡转。长影方面对批《创业》始终不服，一直在暗中抗争。他们竟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关系和渠道，将有关情况向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反映上去，邓大人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此时正准备调整一下文艺政策，便顾不得江青脸面，批示指出此片无大错，罪名竟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建议通过发行。《创业》的风波由此平息下来了，但我却留下一个耻辱的记录。
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中，每当我拐进礼士胡同，转转悠悠，总不免窃笑。在这礼士胡同批“克己复礼”，矛头不也是冲着我们这些“士”来的吗，而“礼”之本身，却非但没有过时，反倒复了再复，发扬光大了。那时，我一边批判他人，一边也感到自身处境的危殆，一边气势汹汹，吓唬别人，一边也胆战心寒，自轻自贱。我有些意识到了，当自己走进礼士胡同中的“创办”，其实也就是让自己走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作者吴启文是文革时期文化部写作班子“初澜”的成员。近年来反思过往，心存愧疚，文中所述都是他的亲身经历。）
《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