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严厉”措施的14天强制隔离，执行起来竟然是张建宗所说的“主要以自律方式进行”。自律与强制，是相反的概念。靠自律，就无所谓强制。而所谓自律方式，就是在入境时填一个表格，然后或有电话或警察上门抽查是否在自报处所，若不是就予以劝喻。首日有23,399人入境，香港居民有18,823人，大陆访客则有995人，只有161人要接受称为强制而实为自律的检疫，10人在居处被抽查。
为了实现这低能而无效的措施，林郑用超过三分钟向中国表达谢意，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到多个机构。若问香港任何普通市民，他们都会回答：疫情从经济到日常生活对香港人的损害，都是中共政府的好“带挈”。只有站在香港对立面之人，才会感谢把疫症带给香港的某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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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出现及扩散，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政府管治问题。据《刺针》期刊发表的论文，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首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发病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的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发病日期是12月8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资讯和防控措施。但直到1月20日中国官方才正式向国民宣布武汉肺炎爆发。也就是说，华春莹证实了政府对老百姓隐瞒疫情17天！
这17天不仅失去了防疫抗疫的黄金时期，而且还上演了一部“官场现形记”：抓捕“谣言”，湖北省长把年产108万个口罩说成108亿个，习近平新春团拜只字不提疫情，春晚照样歌舞升平，在世卫总干事的“擦鞋”声中习近平情不自禁说这次抗疫由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然后就空前隐形七天，却未见他如何指挥抗疫，前线武汉也不见他现身。他的领导就是“控制舆论导向”，大规模封帖；在武汉医护人员普遍缺口罩的情况下，中国向菲律宾捐赠20万个口罩；外国捐赠的款项和防疫物质，被腐败的红十字会劫收却不发给抗疫前线……。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的网文称：“此次疫情使中国经济伤害多大不谈，政治信任成本已经损折殆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大型社会灾难的研究指出，尽管人类还无法杜绝包括大型传染病在内的大灾难，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在人民能够决定官员去留的政治制度下，会有利于全社会更早地警觉、预防和救助大灾难。现代社会里，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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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大陆最受议论的，是最先透露肺炎疫情的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李文亮绝非异见人士，他甚至还自称“护旗手”，他只是在医护群组中讲出了预警，但却被定义为“不实资讯”而被警方训诫。他也在“训诫书”上签字认可。
他因感染疫症而死，他的死引致大陆网民的大爆发，纷纷提出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等诉求。大陆已有不少人从这次事件中，觉悟到不能因为事不关己而在政治腐败的状态下感觉岁月静好，政治腐败会带给每一个人生存的威胁。
希腊古哲人柏拉图的一段话被网民引用：“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对这段话，香港人也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