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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芷芬之死: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的余波

卢芷芬1952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入证

读叶永和夫妇《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一文(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触动了我隐藏在心底50余年的一处伤痛。叶文所言的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简言之,就是当年由中宣部指令搞的将中小学语文分为“文学”与“汉语”的改造,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曾表达了不同意见,未被采纳;因这一改革有模仿苏联教材的倾向,在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后,怪罪下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倒打一耙,称是人教社“一意孤行”所为;叶圣陶先生在接受《教师报》记者采访过程中略谈了这一经过,表达了愤慨,之后就有了6月4日胡乔木登门婉商撤稿,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直言不讳的恫吓,和6月9日人教社副社长辛安亭的婉转暗示等一系列动作,迫使叶先生罢手。这在叶圣陶先生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录。其实这一事件到此远未终止,因这场语文教材改革风波,在人教社被打成右派者竟有14人之多。其中包括孙功炎(语文专家)、李赓序(历史学家)、陈尔寿(地理学家)、凌伶(图书馆长)、徐保衡(财务处长)等多人。叶圣陶先生在悲愤中说了一句:“主帅无能,三军受困。”

而这14人中以我的父亲卢芷芬命运最为凄惨,不但因为他是14人中职位最高、与叶圣陶先生关系最为切近的一个,而且更是因为他在一次整风会议上对“一意孤行”之说做了彻底澄清,因此成了一只“替罪羊”。为了这一番仗义执言,他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20年代,卢芷芬肄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后投到上海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门下。在此期间,他协助伯祥先生编纂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又与周振甫先生合作编撰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卢、周二人长期合作中结义为兄弟。抗战期间,他奔赴云南昆明,任开明书店分店经理,不久与同去的伯祥先生的六女王汉华结婚,婚礼的主婚人是朱自清先生。他们夫妇苦心经营书店,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罗常培、唐兰、华罗庚等一批知名教授结为朋友,为他们出版文稿,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当年巴金先生就住在卢家完成了小说《火》。著名美籍友人李敦白的这一中文名字也是由父亲为他起的。

抗战胜利,父亲与叶圣陶等一批开明同仁从重庆乘木船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他赶到北平,为解放区的中小学筹办编印新教材事宜,他自告奋勇按照地下党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到山东石岛,护送叶圣陶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军防线时,假称“被俘”,辗转来到开国大典前的北平,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建国后,他先后参加了华北联合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筹建工作,后任人教社总编辑室主任。

5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与我们兄弟讲到,他每年要负责千万册教材的签发,责任太大,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很不相宜,多次提出辞去总编辑室主任的职务,但终未获准。此时他联系了古籍出版社,取回一套线装《晋书》,开始做圈点注释工作,做好了随时从岗位上退下的准备,以重操文史研究旧业。

1957年夏天,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做财务工作的母亲因传达民进中央关于帮助党整风的精神,被认为是“猖狂向党进攻”而被划为右派。母亲性格刚烈,争辩了几句,终被划为“情节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二类右派”。此时王伯祥先生的女儿、儿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们大多是民进会员。父亲时任民进北京市委常委。

母亲要发配到北大荒853农场劳改,这趟发往东北的右派专列上有艾青、丁玲、吴祖光等人(吴曾与我母亲在一个伙房磨豆腐)。专列不允许在前门车站始发,众右派被集中在通县双桥农场的货场,火车月台是一溜土墩,绝大多数家属未敢前往送行。父亲和我们三兄妹骑自行车赶到农场,当专列出发后,站台上空留我们四人向列车招手。这一镜头给车上的右派难友留下深刻印象,每每向我们提及。

到了1958年的秋冬之交,反右斗争的狂风恶浪已经过去多时。一天凌晨,人教社莲花池东侧的席棚突然贴出了一组大字报,通栏横幅是“坚决打垮右派分子卢芷芬的猖狂进攻”。当晚,父亲对我说:“上面说了,你一个非党人士在这么一个要害岗位上不合适,所以决定要把你打成右派。”

当时,社领导通知他说因为你的妻子已经到了北大荒,考虑到你的孩子还小,就不让你去劳改了。于是,父亲就从工字楼办公室被赶了出来,到图书馆做勤杂工,负责搬书、打扫卫生。

不久,“上面”又追查下来:为什么还不把卢芷芬轰出北京?于是,出版社领导又找父亲谈话:“现在要叫你去北大荒,不是劳动改造,是‘下放干部’,为期一年,回来就给你摘帽子”。

父亲服从了这一安排,一方面有一年可摘帽子的诱惑,一方面他以为到北大荒有可能见到母亲。出发前一天,我陪他去向外公伯祥先生辞行,因外公与叶圣陶先生是几十年的世交,此番女婿去替挚友受过,他心情十分复杂,两人长时间对坐无语。临别说了一句:“去看看汉华吧。”出发那天,我到教育部大院送父亲远行。

父亲走了,当时我正在北京八中念高中,从此负起了主要的家庭事务,负责给他寄生活费,打点包裹,转送信件,记录家庭账目。离家最近的一个邮局在沙滩北大红楼门外。每次给父亲汇寄钱物的时候,营业员都一应拒绝,说在北大荒的都是劳改犯,不能寄钱物。我回到人教社人事处询问,几经请示终于获准,开出证明,写明“下放干部”的字样方可到达他的手里。父亲写回不少信来,但出言十分谨慎,从未流露出任何怨言,这些信件为他身后的摘帽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9年的暑假,我哥哥元锴曾去北大荒看望过他。在极其繁重的伐木劳动中,他不堪重负,人极度消瘦,心力交瘁,这是父子之间最后的一次见面。一年的时间到了,无人兑现召回的允诺。父亲仍然在北大荒度日如年。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北京城已经出现了遮掩不住的饥馑,北大荒的灾荒更是可以想见;正常人已经难饱三餐,谁还怜悯这些强劳犯?父亲工作能力虽强(据说他离开总编室后,由四个人共同接替他的工作),但是生活能力极差,他过去身体偏胖,很快就突发了风湿性心脏病,写信、拍电报回来要求返京治疗,但无人理睬。

1960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再次写信给人教社,要求回京看病,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就地治疗!”元锴为此去哀求人教社的人事处长杨定远,遭到他厉声叱责。

当年年初,由于周总理的过问和干预,文化部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们得以返京,我的母亲终于回家。但“下放劳动一年”的父亲却难离苦海。同年11月的一天擦黑时分,叶圣陶先生的儿媳夏满子急匆匆跑到我家,告诉母亲“芷芬去世了”,母亲呆坐,欲哭无泪。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位陌生的客人来到我家,他自称是生物科学家童第周的外甥,曾和卢芷芬一起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烧炭,那时到山上还常有老虎和狗熊出没,他们二人经常遇到危险。他们住在密林深处的一个阴冷低湿的窝棚里,靠采食野果度日,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目睹了卢芷芬临终时的惨状: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地里,窝棚四处透风,没有粮食充饥,没有冬衣御寒,父亲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一碗玉米糊糊喝!”而竟不能如愿。

他带回的父亲遗物证明了一切,那是一口皮箱,几十年来曾随父亲从上海到昆明,从昆明到重庆,又经上海到北京,最终面目皆非,盖子已经掉落,箱底残破,用几道草绳勉强捆扎起来。打开箱子,里面已无一件完整的衣裤,但完整地保存着一摞书信。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难友放下皮箱,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和他联系,便从此隐去。

父亲的遗体被草席一卷草草埋在荒坡上,电话通知单位,单位告知家属,年仅50岁的他就这样“入土为安”了。完达山的一面山坡布满已故右派们的坟茔,每个坟茔前插着一块木牌,几经风雨就字迹难辨了。我的父亲卢芷芬究竟何时何地病故?遗骨究竟留在何方?都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

1978年终于开始了对右派的“改正”,但父亲的冤案仍然石沉大海。我们兄妹三人去人教社理论,当时人教社和高教社合并,很多当事人都不在了,人事处一位叫张可宽的瘦长个子一直推诿不办,我们只好找到原副社长戴伯韬先生。一听我们的来由,戴立即说:“你们父亲的冤案我是亲身经历的,我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一定要改正,一定要改正,你们放心。”以后他十分动情地讲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在安徽劳改时被造反派殴打“致死”,已经抬进太平间,准备火化,负责签署死亡证明的医生竟是他的学生,赶到太平间来向他的“遗体”告别,发现一息尚存,才抢救了过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政治运动害人害己的教训,以及他为我父亲伸张正义的决心。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79年巴金先生写的《关于龙·虎·狗》一文在美国《侨报》发表,文中提到他与父亲在昆明的一段交谊,文中感叹我的父亲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客死他乡。这篇“出口转内销”的文章,引起中国青年出版社原社长李庚先生的注意(他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转到教育部一位副部长的手里,教育部终于做出按司局级待遇在八宝山举行卢芷芬骨灰安放仪式的决定。那天来的人很多,因为取消了致悼词的程序,仪式静悄悄地进行。大家都默默地移动着脚步,叶圣陶先生由至善和满子搀扶也拥在人群中,他神色凝重,自始至终未说一句话,虽然已时隔20多年,其悲痛之情依然至深至切。在鸦雀无声中,母亲突然爆发了一句“芷芬,你终于回来了!”这是对父亲唯一的一句悼词。

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到人教社去接受教育部党委关于父亲的改正决定。这个决定让我们大为震惊,通知列举了1958年卢芷芬被打成右派的八条所谓“右派言论”,其中三条经查证属“查无出处”(如发动隋树森等人向党进攻,纯属当时罗织捏造),有三条属于对教育部个别领导的正常批评,有两条属于一般工作意见,“均不做右派言论”,故予改正。而对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则只字未提。

《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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