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这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版时，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今天看这两个事件，检视其间的异与同，应当很有意义。
这两者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丑陋的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风靡整个中国，称赞者有之，叫骂者亦有之。柏杨在书中对中国人劣根性和国民性的批评，如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酱缸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滤过性病毒”，触动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灵魂。书中那些振聋发聩的论述，使柏杨先生成为那个时代不是鲁迅胜似鲁迅的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而“亚洲病夫”一文于今年2月3日由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刊发，其副标题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可能比其野生动物市场更危险”。文章指责中国官方掩盖武汉疫情真相，防疫行动迟缓，尽管最后可以控制疫情，但其表现让海内外丧失了对中共的信心。平心而论，主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和副标题及内容并无多大关联，但它刺痛了中国政府，也刺痛了不少中国人。中国政府借机发飙，以“涉嫌种族主义”为名，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并勒令该报三名驻华记者在5日内离境。
不可思议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与“亚洲病夫”这两个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却有很多可比之处。首先，今天不喜欢《华尔街日报》文章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最恨“病夫”二字，就和当年咒骂柏杨的人最恨“丑陋”二字一样，“病夫”和“丑陋”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情绪。在这些人看来，一直是勤劳勇敢伟大智慧的中国人，怎么会“丑陋”呢？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乎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人，怎么会是“病夫”？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咒骂柏杨的人，咒骂的是他对中国人“德行”的具体批评，而今天引发中国政府发飙的却只是空洞的“病夫”二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今天的中国政府和一些中国人的心，像玻璃一样脆，脆弱得经受不起两个字的批评。
如果继续比较这两个事件，还会发现更多令今日的中国难堪的地方。比如，今天的中国官员连当年的保守派都不如。当年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是保守派大将胡乔木，但他主张对柏杨的这本书要平等讨论，要百家争鸣。他说，“柏杨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他的话后来导致已经被禁的《丑陋的中国人》解禁了。而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当年宽松包容的政治社会环境，更没有像胡乔木一样的主张“平等讨论”和“百家争鸣”的官员。今天的中国官员只会用文革语言和战狼姿态，按照上头的意志，对批评的声音干吼咆哮。
再看看今天的一些中国民众，包括不少海外华人，和当年的民众相比又如何呢？当年许多民众认为，柏杨的书让中国人“敢于正视自身丑陋”，他们说，敢于反省自身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是美丽的中国人。正是柏杨的批评在那个年代掀起了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浪潮。而今天，反思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一些中国人，自大、浅薄、骄矜、傲慢、不可一世，似乎口袋里多了一点钱就成了爷，要天下人都对他们毕恭毕敬。反思反省跟这些崛起大国的人民早已无缘。柏杨先生若健在，一定会很失望。中国崛起了，但再也没有一片天空容得下《丑陋的中国人》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和一些民众今天对“亚洲病夫”的反应，正应了柏杨先生当年对丑陋中国人的批评：“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等等。
和三十多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待批评，竟无尺寸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