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夏，在上海见到《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随书附有根据当年顾圣婴演奏录制的两张唱片。看了一下出版日期，竟是200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印刷了5000册，怕是到现在都没能卖完。总顾问是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沨，主编周广仁，副主编里有鲍蕙荞的名字，想来这些钢琴界的名人大家是认得的。可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钢琴家顾圣婴，恐怕知者寥寥。当年，她的名字比上边这几位都更受人瞩目。也不过是半个世纪的光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顾圣婴全家自杀事件”之谜还被人们挂在嘴边，渐渐则少有提及。更何况那个年月，自杀并不是“艺术圈”内才有的特殊事件。顾圣婴，一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书里尽是当年的师长、好友、同行散落的记忆片段，关于顾圣婴的各种不同表情始终逃不过两个主题：她是百年难遇的钢琴天才与1967年她携家人的饮恨离去。从书里得知，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因潘汉年案获罪20年，出狱之后，方知妻子儿女三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饱受磨难而从未被击倒的坚强父亲竟一夜白头，他四处搜集关于女儿的遗物：钢琴、乐谱、节拍器、奖状、日记、照片……简单地布置了一个顾圣婴纪念室，日思夜念地守着。
合上书本，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日期，恰逢顾圣婴73冥寿，忽然觉得有责任给顾圣婴写点什么，也很想找人问问这个纪念室在哪里，了却拜祭的心愿。但问了音乐界一圈人也没有下文，包括贺绿汀的秘书，上海音乐学院的老书记孟波也是语焉不详。顾圣婴家所在的愚园路老洋房早已成了“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在落实政策后，也没有住在那里。有人透露，顾高地在后来住的地方的确搞了一个纪念室，里面有一架顾圣婴用过的旧钢琴，一些旧谱子，以及放在玻璃柜里的顾圣婴的一些照片。最有价值的是一具肖邦的石膏手模（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当年顾圣婴弹奏的肖邦颇得国际同行的认可，为此波兰政府专门复制了手模奖励给顾圣婴。顾高地在1990年去世，他出狱后住在哪里也是无人知晓。最终在《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一个名叫蔡蓉增的女士出于对顾圣婴的仰慕，撰文讲述顾圣婴的遭遇，传播顾圣婴的故事，在顾高地出狱后自愿无偿照料十一年，直到老人去世。顾高地也将蔡蓉增认作义女。想必蔡蓉增应该知道纪念室的下落。随着顾高地的离去，她成了这个纪念室的唯一知情者，我们仅存的一点希望。
寻访遗嘱继承人蔡蓉增
1988年3月，顾圣婴仅存的直系亲属即父亲顾高地立下遗嘱：“……我所有一切遗物概由义女蔡蓉增继承，现住兴国路41弄2号楼303室寓所由蓉增继承居住，并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这个线索让人有点兴奋，一切总算有了下落。
兴国路41弄2号楼303室，顾高地出狱之后的栖身之所，现在蔡蓉增的家。在楼下按了几次303室的门铃，无人答话。难道人不在家？找到门房说明来意，一位女同志帮我们打开了楼门，一面说，这家的男人有糖尿病，一般不出门的。上楼来站在303室门前，敲门后竟有些不安。一个年近70的男人出来应门，微微打开的门刚刚能够看清他的脸。门缝里飘出一丝闷热潮湿的空气，那是上海不常通风的房间常有的腐败气味。老人带着不解的表情问，你们找谁？
在确认此处是蔡蓉增的住家之后，我们尽可能诚恳并简短地说明来意。老人还算平和的表情掠过一丝犹豫，他先是斩钉截铁地否认有纪念室的存在，之后用手轻叩自己的脑袋说：“她这里不清楚了，顾的事情对她打击很大。”老人说的“她”指的就是蔡蓉增，这是我们上楼前完全不曾料到的景况，难道这就是顾老爷子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僵持在门口不愿罢休，哪怕能见上一眼顾圣婴当年用过的东西。半推半就的当口，老人几乎做出让步。就在将要挤进门口之时，屋子飘出一个声音：“谁找蔡蓉增啊？……他不代表我，你们要找的人是我……”说话间，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蓬乱的女人出现眼前。女人形容枯槁，惨白的睡裙斜搭在肩上，下摆一直垂到脚踝，两只骨瘦如柴的脚蹭着地面挪了出来。虽然比照片老了很多，但依然可认。看上去多日不见阳光的蔡蓉增，红肿的眼睛眯缝着，指着身边的老头说，“这个男人跟我没有关系，十几年了，他一直把我关在房间里不让我出来，打我，折磨我……”，一边伸出手来。那手上的确有伤，这让我们更加大惑不解。“你们想要得到顾圣婴的东西，有律师的授权吗？”她继续说：“要想得到顾圣婴的（东西）也可以，我告诉你们，去找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我已经把版权委托给他了。安南你们知道吗，那是全世界被压迫兄弟姐妹的兄长啊……当然现在不在他那里了，已经转交给了潘基文，你们明白吗？”就在我们以为蔡蓉增的精神没有问题的时候，她终于语无伦次了：“可是，它们都被潘多拉的魔盒收走啦，收走了……”她口称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男人一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怔怔地看着我们。（当然，无法确认他是蔡蓉增的丈夫。）见此情形，我们估计不会有其他结果，加上担心蔡蓉增会发病，只好草草安慰她几句，转身下楼。
遗嘱引发的侵权案
男人所说对蔡蓉增的巨大打击，应该是七八年前蔡蓉增两次上诉状告《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的出版者和编纂者的侵权案。在上诉过程中，蔡状告出版者借用顾圣婴的一些珍贵资料未完整归还，并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出版，包括顾圣婴生前的照片、日记以及获奖证书等。更惊人的一条罪名是，蔡本人曾为顾圣婴写了八万多字的传记手稿《钢琴诗人顾圣婴》未发表，她认为现在出版的《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是对其手稿的抄袭。蔡蓉增在一审败诉的情况下，于隔年第二次上诉，结果依然是在一系列“证据不足和证据不实”面前败下阵来：
2003年3月1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编委会在书中使用顾圣婴生前照片、演奏笔记、日记、书信事先是征得蔡蓉增许可的，不存在擅自编入该书的事实；顾高地虽将其一切遗物及顾圣婴演奏作品的著作权等指定由蔡蓉增继承，但该遗嘱并未明确将涉及顾圣婴生前照片、演奏笔记、日记、书信等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指定由蔡蓉增继承，故蔡蓉增关于其享有对该作品的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终审判决蔡蓉增败诉，虽然一审判定赔偿给她1万元版权补偿费用，但两次诉讼费（6000多元）由蔡蓉增承担。
这个案件的权责认定简单清楚，但是蔡蓉增在其中的表现却有些过激与匪夷所思。我们不知道从判决书的宣判到2010年的七年中，蔡蓉增和出版者、编纂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兴国路蔡蓉增寓所拜访所见，显然最终的判决结果对蔡蓉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有一些事实不可否认：顾高地弥留之际，念兹在兹地建立顾圣婴纪念室的事情最终成为泡影，蔡蓉增饱蘸血汗撰写了八万字的《钢琴诗人顾圣婴》至今没有出版，包括顾圣婴的日记、演奏笔记、书信和录音制品（不知是否有录像）的整理出版事宜自然也就遥遥无期。原被告双方更是两败俱伤。
蔡蓉增原本并不是一个“疯言疯语”之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她，1989年被聘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1988年，指导过顾圣婴的俄罗斯专家克拉甫琴科拜会顾高地先生的时候，就是在兴国路现在蔡蓉增的家里。在《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我们见到的照片中，她静静地坐在顾高地先生的旁边，和陪同苏联专家前来的李明强教授观看顾圣婴的遗物。谁曾想20多年后，蔡蓉增竟然成了这副模样！是谁辜负了顾高地老先生的遗嘱，是谁使得顾圣婴纪念室消失得没有踪影、无人问津？是谁让顾圣婴的声名渐行渐远、消逝在历史的风中？
怀念顾圣婴其人其事
上海愚园路1088弄103号，是顾圣婴的娘家，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文革”中傅雷夫妇的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据顾育豹先生回忆，1967年2月1日，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有人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死亡的三个人是，顾圣婴的妈妈秦慎仪、顾圣婴和弟弟顾渥奇。直到2月1日清晨7点多钟，家人才得到医院和派出所的通知，连忙赶到龙华殡仪馆，有关方面把三具尸体推出来停在走道里，让家属看了一眼，之后就推进去火化了。公安局的人还特意嘱咐家人要对外封锁消息，不能说是自杀的，而要说是不小心煤气中毒。不知上海交响乐团有没有人到场，但顾圣婴成为批斗对象，公安局方面显然是了解情况的。因此才会有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30岁。“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赵越胜《若有人兮山之阿》）
“文革”初年的上海，文艺界里的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家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他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人“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回想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老资格的合唱指挥家教育家马革顺说：“那时有一个学生来外调的时候，我回答一句，他不满意，马上就打耳光。而且平常你站在那里，很多人在后面踢你，把你踢倒，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先生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早慧的她5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19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教授。她还跟从马革顺学理论，从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少有的天赋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均不可与之同日而语。1953年，16岁的她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使她的眼界大开，琴艺日渐精进。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一年学会的作品，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至少多一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业界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外也是名噪一时，获奖频多。顾圣婴更是风骚独领。1957年，19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1958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她手下的肖邦温婉秀丽，自然流畅，像刮过春天的风一般轻盈而富有诗意。那是内心的歌吟，仔细听来，琴声里裹挟着优柔哀怨，令人忧然远思。波兰艺术家取自病榻上的肖邦的石膏手模，波兰政府将其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在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最高奖的选手，顾圣婴获此褒奖，可见她在肖邦故乡的被认可程度。带回这件珍贵的礼物，想必她一定是将它放在一个很稳妥的、随处可见的地方。这只不会言语的“手”以它的存在，触动着屋内那双永远澄明的目光。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家教之优雅，人品之谦逊，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拼命三郎般忘我的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在黑暗的年代里，这一切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私密的温暖
在肖邦诞辰200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讽刺的是，她曾以弹肖邦震动世界琴坛，她视之为生命的“肖邦手模”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直接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今天的年轻人自然无法想象顾圣婴生存的那个年代。她虽然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艺术宠儿（很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望文生义地以为她自幼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此乃误解），也是难得一遇的才华少女。然而1955年父亲的遭遇给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她那种对钢琴的痴迷和拼命三郎式的工作方式，不光是人格的要强，也是内心郁闷的发泄。不明就里的人往往以为她只是个“工作狂”。2000年，已经逝世的指挥家李德伦怀着一种痛惜之情回忆过几件事：
我认识顾圣婴是在1956年，那时上海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感觉她很文气，也很瘦弱。当时北京很热，又下雨，顾圣婴显然生活上不习惯，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弹琴的时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面色苍白地坐在那里，可一弹琴，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力度和节奏让人惊讶不已……1957年，顾圣婴去莫斯科参赛，我当时在莫斯科留学，每天都从学校往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跑，我发现，顾圣婴原来是个拼命三郎，她练琴一般从早晨开始，一直练到下午，中午不吃饭……我对她说，小顾你这样不行呀，不吃饭怎么行，但她不听我的，依然没日没夜地练琴。我没有办法，只好拉她出去吃饭，或者买好饭给她吃。但饭常常是搁在那里凉了……
今天来读李德伦先生的文字，可见他不谙顾圣婴的心绪。除了演出和比赛的压力，父亲的事件一直是真正压在他心头的一座大山。而忘我的工作恰恰可以让内心的压抑得到心理的转场。当然，政治上的积极向上，靠近组织，也是企图卸掉“原罪”的包袱。于是，除了正常的演奏会，也尽量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以她的真诚为工农兵群众演出。有时春节慰问解放军一天演出3场，每天只睡4～5小时，但她咬牙坚持，始终精神饱满地演奏战士们喜欢的曲目，如同她下厂为工人们演出一样。当所有的一切换来的是一记粗暴的耳光时，对人性的信仰瞬间崩塌。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加缪说过：“人选择自杀，是觉得生活不值得一过，生活没有了意义。”
包括顾圣婴在内，许多优秀的人在“文革”中选择了自杀，面对一个“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的黑暗年代，人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阿伦特说：“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见《黑暗时代的人们》）。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当地的中国，却微乎其微。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将在哪里居住？女钢琴家似乎别无选择。
然而说到底，自杀是个个人问题。也有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选择了坚韧不屈，一天天熬过了漫长的严冬。某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也许可以采取韬晦之策，拓展自我的思想空间，在监狱、下放劳动的干校、农村，他们利用一切手段积蓄思想的能量，实现着人格的自我完善。顾圣婴不同，她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所有的努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打得粉碎，心理失去平衡，精神无所依傍，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的命运，正如暴风雨中的枯叶摇摇欲坠。
此时的顾圣婴还可以与谁相依在危难中？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他的时候却身陷囹圄，远在天边。被从家中带走的那天，父女二人就已经从精神上相依为命。据顾高地回忆：“这天外飞来的横祸，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我对女儿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民’。当时女儿沉坐在椅子上，一听完我的话，她站了起来，神情忧郁而悲愤地望着我，圣婴说：‘爸爸，我爱国家，也爱爸爸’。”此时此刻，父亲知道圣婴的境遇吗？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母亲，辍学待业的弟弟，他们都是弱者，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年轻的顾圣婴肩头。在可以看到的顾圣婴的文字中，所有的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有知情者透露，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难道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家里也慢慢冷却了曾经的温度？随着“文革”到来，“在几乎所有官方的高调言辞和空话的遮蔽下，一切公开领域的功能全部丧失，当这光亮被熄灭后，黑暗就降临了”（阿伦特语）。暴风雨来临之际，高压的策略使得人人自危，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凡黑暗年代，就一定有私密的温暖存在。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黄飞立教授回忆，“文革”时期他被打成黑帮后每天打扫厕所，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仍然认真把每一座教学楼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名叫黄日照的好友知道黄飞立喜欢喝咖啡，便冒着危险偷偷给他送咖啡。为掩人耳目，黄日照用两个面盆罩着一杯咖啡送到厕所里，并在厕所门口为他望风。高级工程师胡果良的父亲在“文革”中也有过类似经历。据他回忆，1966年冬季寒冷的一天，父亲穿着冰冷的胶鞋在码头上扫雪。一位老工人偷偷给换上父亲一双棉鞋，让父亲终生难忘。那些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的人，当更多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杯咖啡，一双棉鞋，哪怕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都会使他们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凡读过《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那本书的人，也一定被“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中央音乐学院殷承宗的宿舍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纺织女工》等越南的音乐小曲。“记得那天特别寒冷，零下20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帽都让她穿戴走了。这是我们的诀别。她回去不到一个星期就不幸去世。”殷承宗非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奉献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殷承宗相信顾圣婴会跟随他搞京剧创作，“虽然压力很大，但我们决不放弃，这是我们的志向”。那个年代，火车上没有暖气，冷是可想而知的。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不知顾圣婴是否穿着挚友雪中送炭的棉服，无论穿与不穿，身体的温度都是热的，冰冷的心里更融进了暖意。回到上海，如果能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也许一个眼神，一个招呼，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人的“死”常是一念之差。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却显得格外凄清。李嘉禄先生回忆道：“1967年1月31日下午，（顾圣婴自杀当天）在淮海路上我远远看到顾圣婴在马路那一侧低着头缓缓地走来，她步履沉重，完全没有往日那种轻松、爽朗的样子。我心里一怔，很想走过去问她一声，但一转念，当时自己也得随时汇报，圣婴处境也许正和我一样，因此踌躇了好一会，没有走过去。”然而第二天上午却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李先生痛惜无比。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顾圣婴弟弟顾渥奇的一个同学也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渥奇）迎面碰上。见他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利，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超拔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热量与力度？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见到过中央音乐学院从院长到各个系主任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目睹了高个子的青年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隐约听到沪上顾圣婴的死讯。有关批斗顾圣婴当天的情况，相关的人大都不愿意重提当年的往事。一次讲座后，上海交响乐团爱乐者协会一些年近古稀的老人欲言又止地透露了一些情况。包括顾圣婴被谈话的屋子，团里谁去抄了顾圣婴的家，拿走了顾圣婴的录音机，到现在也不退还，也不认账。
而批斗事件经过多方探访方才有了并不完整的拼图：1967年1月31日，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造反派（不知派别的名称，那个年代，一个基层单位会有多个所谓造反派组织）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人员的面，揪住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一个“壮汉”上去打她耳光，有人把痰盂扣在她头上。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的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半点纤尘的。
很多顾圣婴的师友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死亡纵有千般面孔，死亡总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想想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明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阿伦特：《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最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共同行为。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唯一的抗争。
湖南路105号上海交响乐团旧址。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上前打听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你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想方设法探寻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的“幸福指数”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或者除了疯人的呓语，这里的一切将被抹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竟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那么，关于那个遗嘱，那个满头银发的将死之人的临终之托呢？
尾声
据说顾圣婴一家三口自杀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份遗嘱，指望看到的人或许能够把它交给出狱的顾高地。相信这份遗嘱应该是存在过的，按照推测，收尸的人，包括抬担架的人，签字的医生，哪怕太平间里的人员，都有可能见过的。想来这些见证过顾圣婴死亡的人压根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更无从谈起她的价值。那么，那份也许能够解开顾圣婴之死谜团的遗嘱也就在历史的混乱中散失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顾圣婴写下了什么，不知道她会给十多年一直没有谋面的父亲留下些什么叮嘱的话。
确实，对临终遗言的服从是神秘且神圣的。其实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意愿是否得到正当对待，那些活在爱他们的人心中的灵魂将永远不会遭受背叛。顾高地后来的生命一定都是为了纪念他的女儿而活着的，在万念俱灰的绝望与度日如年的思念中他选择了后者。正如福克纳小说《野棕榈》结局中那段激动人心的独白：“当她不再存在时，我记忆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时，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就都不在了。是的，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所选择的是忧伤。”
1975年8月29日，顾高地被“刑满释放”，回到上海，满以为一家人还等着他，谁知妻子女儿和儿子已经不在人世。有关方面回答他的质询时说：“不通知你为了有利于你的改造。”追悼会上，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空空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追悼会后，顾高地在家里为女儿布置纪念室，兜兜转转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老泪横流，泣不成声。他希望女儿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顾高地临走之前还是欣慰的，一心想着女儿尚未出版的传记终有所托，自己走后的纪念室也不至于无人照看。如今纪念专辑虽然出版多年，但也不过几千册，知者寥寥。纪念室更没了去向。唯一的继承人蔡蓉增病态地秉持着顾高地老人的遗愿，却惹得一身官司，灵魂不得安宁。
顾圣婴的遗嘱，顾高地的遗嘱，一份我们未曾得见，一份始终没有实现。不知这被背叛的遗嘱还会不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2010年8月曹利群、庄加逊写于上海
2017年2月曹利群修改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