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日，中共《求是》杂志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已着令慎防严控武汉肺炎疫情。习近平固然“高瞻远瞩”，但他一月二十日才第一次公开说要“坚决遏制疫情”，二十日之前中共还不断说“疫病可防可控，一般不会人传人”，于是民无戒心，世无警觉，疫病骎骎遍传天下。
习近平说中共“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殊不知战争一不能耽误军机，二须将士任责。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边将刘锜上奏，说金邦君主完颜亮将大举南侵，高宗引以为忧，身旁刘贵妃说：“刘锜妄传边事，教官家烦恼。”高宗斥道：“尔妇人女子，如何晓得？”他把刘贵妃喝退，从此不再召见。及金兵南下，宋将王权战败，朝廷即命李显忠取代，又命虞允文犒师采石。虞允文一到，见金兵将进击，而李显忠未来，即毅然负起督师重责。或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战败者是他人），公任其咎乎（你要担当其罪责么）？”虞允文说：“危及社稷，吾将安避？”宋军士气大振，以寡击众，金兵败绩，终于退去。当时为君者不以边奏为“妄传”，为臣者不以个人利害为先务，于是获胜（《四朝闻见录》乙集、《宋史》卷三八三）。
现在，中共一开始就把如实报道疫情者诋为“造谣”，李文亮、刘文等八君子就都因“造谣”而遭公安局训斥，更遭中央电视台公布“造谣”罪状。而中共至今还是极力隐瞒疫情。有民权律师陈秋实者，亲访武汉多家医院，把所见所闻公诸互联网上，二月七日即被公安抓去作“医学隔离”；有武汉市民方斌者，拍摄到医院五分钟之内抬出八具尸体，公诸互联网上，也被公安抓去，问他“是不是收了外国人钱，不拍摄好人好事，却拍摄尸体”。究竟武汉大疫患者死者有多少个十万百万，没有人知道。中共二月十六日说目前有患者六万八千人，死者一千六百人，其他都是“妄传”。
中共干部之任责也令人瞠目结舌。湖南张家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个疾病防治科长李文杰，一月二十一日被派到疫情防控指挥部，一月三十日就携家人赴泰国避疫；武汉慈善总会收到二十七亿元抗疫善款，却都上缴给武汉财政部门；武汉红十字会负责统筹医疗物资分配，一月杪即被揭发私相授受，把防疫口罩一万八千个分与仁爱医院供整形医生用，主力抗疫的协和医院则只分得三千个。一月三十一日，武汉市书记马国强也不得不上中央电视台自认失职：“我们没有当机立断，没有做好工作，以致疫情扩散国内，还输出到国外，令我愧疚不已。”中共各级干部，大率如此，怎会懂得什么“危及社稷，吾将安避”。
中共中央组织部说：“疫情在哪里，党旗就要在那里高高飘扬。”这话不错，但准确一点应说：“党旗在哪里高高飘扬，疫情就要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