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继续攀升，而围绕这场疫情的许多问题仍待解决，人们的恐慌也逐渐蔓延。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在应对公共卫生风险时，信任和信息的透明畅通至关重要。
“公众信任是公共卫生安全；公共信任现在属于国家安全事务。”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国土安全顾问的博塞特（Thomas Bossert）说。
他星期二（2月11日）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一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讨论会上说，要赢得公众信任，需要向公众提供可信的信息，如实客观地告知已知和未知的信息，并且预测局势未来可能的发展。
内外有别
分析人士认为，相比2002/2003年的萨斯（SARS）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在与国际沟通方面相对透明和有效，通报了基于事实和科学的信息，但是在对本国国内的信息披露上仍然不够透明和充分。
在武汉卫健委12月30日发出有关不明肺炎的通知后的20多天后，中国官方承认武汉爆发大规模新冠状病毒疫情并向中国其他省市蔓延。在此之前，中国当局以散布谣言的罪名训诫了八名对不明肺炎提出警示的医护人员，说新冠病毒“可防可控”，“没有明显的人传人”，使得当地人疏于防范，导致疫情随着中国人春节假期的出行，迅速扩散至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当局随后采取封城等严厉措施试图控制疫情蔓延。
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普赖斯（Edward Price）认为，中国对内信息透明度和披露速度的不足“妨碍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他说，通过这次疫情，人们可以看到，“有效的沟通与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同等重要”。
援助遇阻
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一些想要提供援助的非政府组织也面临难题。
瑞贝卡·古斯塔夫森（Rebecca Gustafson）是世界健康基金会（Project Hope）的全球媒体关系高级总监。这个非营利组织三十多年来在武汉等中国多地开展卫生健康公益项目。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健康基金会参与组织协调将17多吨美国民间捐助的医疗物资运抵武汉。
古斯塔夫森在讨论会上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可靠的信息。她说，在疫情发生初期，他们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能够为当地的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提供什么帮助，但是很难得到确切可靠的信息。
她说，如果身在武汉，不管官方的信息分享渠道如何，人们都会依赖从邻居和亲朋好友那里获得资讯。她说，这也可能导致不实信息迅速传播，但是限制信息自由流通并不是有效应对方式。
她说：“我们在媒体报道中读到，一些信息被删除或屏蔽了。在疫情爆发期间，限制社区内的信息传播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人会进来填补这个空白。很多时候，这些人提供的信息不一定是准确、可靠和可信的，是本不应该提供给人们的信息。”
收紧控制
武汉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媒体和舆论曾出现短暂的相对自由，网民批评地方官员应对不力的言论基本没有受到很大限制。上个星期，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爆发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李文亮医生之死对当局的教训显然不是要言论开放。从上个星期开始，有迹象表明，当局再度加强了对网络舆论和媒体的控制。路透社报道说，中国网信办的一个通知要求视听平台加大对有关新冠病毒“有害信息和谣言”的管控；通知还要求这些平台转发官媒报道，“不得推负面新闻，不得进行非官方的有关疫情的在线直播”；一些地方媒体发布的调查报道也被删除。
专家们说，有效应对疫情离不开公众信任。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普赖斯说：“重建信任是最困难的，尤其是当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最后被发现不是事实，不管当初你那么做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