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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戕:张守良之死

“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人人有权过他向往的幸福生活。”——某国电影中律师的一句台词

张守良殁于1968年夏,时年二十二、三岁。只知道他原籍河北,根据他牙床颜色估计是河北任丘一带人氏,因为水土的关系,那儿的男人牙床多呈紫色。

大约是文革初期、1966年吧,张守良被安置到我们连,正好我们住的草房宿舍还有空位,就让他住进来了。他大约一米七八的个头,脸色发黑,很壮实,一看就是好劳力。我们聊得热火朝天他就听着,从不插话,听到有趣处就咧嘴憨憨地笑,露出两颗虎牙和紫药水色的牙床。

张守良其实和我的接触时间并不长,前后不到一年光景,后来他回老家娶了媳妇,带媳妇回来就分开单过,很快有了孩子。他是“清边”过来的。那时中苏关系紧张,靠近边境的地区就把认为不可靠的人向内迁移,我们农场距边境直线距离75公里,就安置到我们连农业排干活。他父亲是“劳改新生”即因“右派”问题被判劳改的刑满释放之人,那时候是要归入“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之列的。刑满不让回原籍,就地就业。几年前他从河北农村投奔父亲而来,也被劳改农场吸收为临时工。其父亦被“清边”,但不允许父子在一起,就被安置在不同的连队。

文革一起,极左思潮泛滥,“阶级斗争”、“血统论”甚嚣尘上,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搞“早请示、晚汇报”、“三敬三祝”,“忆苦思甜”,天天晚上开会先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还吃了一次“忆苦饭”,麦麸子加豆饼熬成糊糊,一人一碗,都咽不下去,就偷偷倒了,白白糟蹋了很多猪饲料。

夺权、打派仗刚消停了一会儿,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又兴起了,各基层单位纷纷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代行被砸烂的公安机关职能,可谓权倾一时,那些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子弟背着枪(那时农场各连队为了“护秋”和防备狼熊什么的,都配备了少量步枪,晚上还有民兵荷枪巡逻的传统)、神气活现地大抓“阶级敌人”。作为成绩,当然抓出的敌人越多越好。

我那时因为摇唇鼓舌地为“炮轰派”(我们连的少数派)当吹鼓手,写了很多“打派仗”的东西,很伤大多数老职工的感情,所以到了“清队”运动一来,就被掌权的多数派抓起来,关进了托儿所,罪名是“‘三股妖风’黑干将、炮轰派黑笔杆子”。

文革以来生产陷于停顿,大家都不干活,老职工也不往托儿所送孩子了,托儿所遂成为关押“牛鬼蛇神”的临时监狱。一时间,因为各种“问题”被关进去的“敌人”有二十来个,凡是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均属历史有问题,朱站长曾是国民党军的军需下士;黄、汤两个副站长当过国民党骑兵的马术教官;郑副站长曾上过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军阶少校,只不过年龄大了,是个死老虎;王医生曾是国民党军的卫生兵,被俘后加入解放军,虽算不上真正的医生,但在我们连医务室干了十来年了,是个责任心强的、医德高尚的人,别的不说,我们连七百多口人,老职工及家属占五百,其中育龄妇女至少二百多吧,这么多的婴儿出生,几乎全是由他接到世上来的。本来他是有很高声望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借着这次运动,竟也给抓进来了……这样的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一些是所谓“出身不好”——真正的地主、富农是没有的,但“慰情聊胜无”吧,没有真地富,他们的儿子也算,哪怕捕风捉影也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所以像我们园艺排的孙阳武,出身其实是个上中农,因为得罪了排长,也给抓进来了。这样的也占了三分之一。

另外,平时爱说个牢骚怪话的、有男女关系问题的、小偷小摸问题的属于“坏人”、流氓,也抓了进来。我自恃出身好,坚信“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终究会照到这个角落”,所以虽关在里边心里却很乐观,每天满不在乎,还和那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唐姓青年嘻嘻哈哈的——其实还是靠“血统论”撑腰。但别的人关在托儿所里却是心态各异:朱站长没了春风得意的劲头,一脸愁眉不展;邝浩泉早就有精神病,他被抓进来,照例一言不发;孙阳武每天面朝墙壁,流泪不止……里面的人是这样,托儿所外面可吓坏了一个人。作为运动,一定要造成浩大声势,所以连队的高音喇叭天天在那里喊“深挖”、“追穷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且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三个,老职工多是农民,哪见过这个阵仗?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谁也不知哪天会轮到自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我是在托儿所里听到张守良的死讯的,据说那天他一夜未归,媳妇天亮醒来不见他的影子,心里发慌,就向连里报告。“群众专政指挥部”派一姓李的“老铁兵”和外号“小黑牛”的山东青年一块去找,找来找去找到连队住区最靠北的一排废弃的破草房,发现有一把破椅子摆在灶屋中央,上面还有新鲜的鞋印,怀疑张守良会不会躲在顶棚里,那会儿还没想到自杀的可能性,就找了一架木梯,一人扶着一人爬上顶棚,黑咕隆咚的,用手电一照,哇!赫然看到张守良跪在三角形的房梁下上吊了。大概死人的样子很可怕,离得又近,他们又没有精神准备,上面的人吓得大叫一声“有鬼!”,慌乱中一脚踩空,从梯子上摔下,砸到下面的人,两人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当时正值六月底,大批知青即“老三届”蜂拥而至,所谓“六一八批示”批准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宣告成立,五十个北京知青刚到我们连没几天。“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平时耀武扬威,这时却都“麻了爪”,谁也不敢上去把死尸弄下来,还是几个新来的男知青胆子大,自告奋勇钻进顶棚解开绳结,把张守良抬了下来。

张守良突然自杀,大家都觉意外:“咋也没咋的(读音地)他呀,怎么就上吊了呢?”而且跪着吊死,众人也很骇怪,身子没有离地,居然也能吊死!这死法,大家都没见过。他的班长高振波操着一口河南范县口音很惋惜地说:“张守良身大力不亏,干活不惜力(肯卖力气),平时少言寡语的,班里的人都很待见他。”

当时有人分析,张守良一个是因为出身问题,本来心里就有压力,又和郭小林住过一个屋,受郭蛊惑倾向于“炮轰派”,只不过碍于他的身份,“炮轰派”没要他。“炮轰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我等几个“炮轰派”骨干被抓,他就觉得大难临头:“连郭小林这样的都被抓!”他觉得下一个就会是他,于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睡不着觉……如此说来,我竟有点儿“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干系哪!

其实,我后来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他害怕,怕自己被抓连累了无辜的年轻媳妇和孩子。至今我连他媳妇的姓名都不知,只知她长得还清秀,但来到我们连队与张守良过得并不愉快,生了一个娃娃之后,她整天唉声叹气、哭天抹泪的。估计她可能出身还不错,到了这里才知道嫁了一个出身不好的,觉得受了骗,更要命的是会跟着“吃挂落”;张守良回老家到邻近的县里找媳妇,大概也没敢讲自己是右派“劳改新生”的后代,如果讲了真话,恐怕没有女人会嫁给他。女方家里肯定会问到出身、成分之类,张也只好硬着头皮以“农场工人”搪塞过去,女方贪图彩礼也没有过多计较。这也是时下常说的“信息不对称”,几千里之隔,女方一听是国营农场农工,看男方年轻力壮、相貌周正,也就同意了。毕竟在关内农村,出身好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北大荒虽然偏远,起码吃得饱啊,还能挣钱!

那女子的家乡离北京不算远,北京文革初期那种“红色恐怖”、骇人听闻的大兴县集体屠杀“黑五类”的消息不会不有所耳闻,所以出身成分在那时成了攸关生死的非常严重问题。而我那时蜗居边陲草屋,信息反而不如张守良灵通。大兴、湖南道县、广西等地杀人事件一概不知。不过,这些毕竟只是猜测,关于张守良死因的秘密,大概是永远埋藏在那个女子的心里了。

高振波后来告诉我:张守良的媳妇在张死后带着孩子嫁到别的分场去了。他说,张守良回老家娶媳妇曾向他借了一百五十元钱(那时候这可不是小数目),高以为人死了,这钱也“死”了。没想到,他跟别人唠叨,不知怎的就传到那媳妇耳朵里,她还专门回了我们连一趟,把这笔钱还给了老高。

初作于2009年冬,2016年4月14日—25日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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