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著，教育全党”。
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
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0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0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