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周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中共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中共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中,很难真正看清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基本取决于中共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