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
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侧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