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军之父”的朱德，在中共军内的地位十分尴尬，在毛泽东的眼中，声望卓著的朱德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自从1929年朱德就军内民主化问题与毛发生争论并遭失败后，朱德就被笼罩在毛泽东的身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影响。朱德性格敦厚，为人随和，虽然对毛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乏意见，但为了维护“朱、毛”团结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对毛一向忍让，从不与毛公开对立。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也维持着良好的工作和个人关系，即使对王明、博古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也多持善意的态度。王明返国以后，朱德对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传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领袖的“口信”。朱德对毛表示支持，同时也委婉地向毛进言，希望毛能够察纳雅言。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为听取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而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他说：“党内同志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护对党的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
朱德的这番话，实际上将他对毛泽东的微妙态度曲折地表达出来。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返回延安，其个人对前方八路军的影响已完全被切断。尽管朱德对毛已无任何妨碍，但毛仍对朱德怀有某种戒心。作为中共的一种象征，朱德虽继续享有八路军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但中共所有军政大权均在毛的掌握中。
毛泽东对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的态度是有亲有疏，区别对待的。刘伯承、聂荣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经历、且与周恩来有较密切历史关系的高级军事干部，属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色军事专家派”。他们自三十年代初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央苏区沉重的任务，对当时党的路线方针不起重大作用。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瑞金时期，与毛泽东的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无任何个人冲突。遵义会议后，刘伯承在对待毛的态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个人尊严。抗战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朱瑞等分别被赋予开辟几个战略区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上述三人中，毛对聂荣臻较为亲近，而对刘伯承、朱瑞则相对疏远。聂荣臻在抗战后，比较努力执行毛的指示，在召兵买马、开疆辟土中成绩显著，因而获得毛的赞赏。毛对刘伯承的情绪更多由历史因素造成。刘伯承在瑞金时期，积极仿效苏联红军正规化的经验，又长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在宁都会议上，刘伯承曾赞成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兼之刘伯承严谨的红色军人的气质，都在在使毛对刘伯承产生一种疏离感。朱瑞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作为瑞金时期一名出色的“红色指挥员”，在抗战之初的用人之际，被毛泽东委之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但毛又对这位毕业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的留苏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罗荣桓出师山东。山东中共武装力量长期未能实现统一指挥，开疆拓土不尽顺利，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毛却认定山东局面未尽理想的责任全在朱瑞这个“教条主义者”的身上。
毛泽东对于早年出身绿林豪杰、与自己毫无渊源的贺龙倒是颇为欣赏和信任的。在毛的眼中，贺龙是属于不喜读书的莽张飞一类人物。加之，贺龙在毛与张国焘的对立中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边，对毛的新权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贺龙不是毛在整风运动中要触及的对象。
毛泽东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是颇含深义的。西路军失败后，毛让徐向前留在延安，而将原四方面军的将领划归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指挥，只给徐向前一个副师长的头衔。1939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挺进纵队司令员的身分，带领百余人的队伍进入山东，一年后旋即将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后，毛任命徐向前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徐向前除了偶而参加会议，基本处于休养状态。毛泽东仍在继续观察徐向前。
在整风前夕，以“参座”著称于中共党和军队的叶剑英。在中共上层的地位是颇为微妙的。叶剑英是中共为数不多的军人政治家，曾在苏联学习。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叶剑英曾与刘伯承一同在苏联远东军司令员加伦将军麾下工作。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叶剑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红军总参谋部的工作，属于“红色军事专家”。红军长征结束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开展对西北军、东北军的统战谋划，以后又是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员之一，基本上已脱离了军队系统，直至1942年返回延安，重新参与军委幕僚。尽管叶剑英既不统兵打仗，也无个人的干部班底，但他有留苏、和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因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和叶剑英沾上边。由于叶剑英并非决策人物，在长征期间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叶剑英将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一定的触及，而非急风暴雨式的批判。
毛泽东在中共军中最不信任的对象是项英。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遇难，毛在军中最大的障碍已经排除。可是毛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心存芥蒂。毛长久不能忘记1929年陈毅与朱德合作反对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陈毅对当年这段历史公案的新认识，因此，陈毅也将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触及对象。
由此可见，在四十年代初毛泽东与中共高级将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历史因素和毛的个人好恶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些矛盾又和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的矛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毛为了一并解决这些矛盾，“毕其功于一役”，巧妙地运用自己身兼党、军领袖的双重身分，使自己处于任何人也无法反对的地位。
毛泽东在军队高级干部面前，经常以党领袖的面目出现。毛告诫他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实质是提醒军方，不得无视毛的个人权威，必须无条件服从毛。抗战爆发后，毛沿用中共治军的传统方法，并赋于新的内容。毛将忠实于自己的党的高级干部派往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担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在太行山协助刘伯承，由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晋察冀协助聂荣臻。由刘少奇、饶漱石在华中协助、监督陈毅。这些皆是毛旨在巩固自己对军队领导的重大战略安排。
在更多的场合，毛泽东又以军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党的高级领导人，“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公开羞辱手无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军队为后盾，逼国际派交权，使王明等步步退却，无任何招架之力。
毛泽东的第二副面孔，符合军方的利益，有利于扩大军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因此，尽管军队一些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但是毛仍可以获得中共军队对整风运动的支持。
于是，摆在中共军队高级领导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的风暴，从速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全力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