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杨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失去党的关系，到延安后不被党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党的冷落，则是因为中共党内对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志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怀疑的传统。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在康生赴苏联之前，长期在康生领导下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又称“中共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分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集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但事实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没人过问，自己去找组织，也没人管”。
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王世英这样重要的干部竟不闻不问？
王世英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上层处在微妙变动的时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意见一时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风，毛泽东被迫采取守势，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动摇延安的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陈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组部并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泽东或许太忙，一时顾不到王世英。但将随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来，就无法依“常理”解释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个部下箫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过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党组织对他存在怀疑。王世英虽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从未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农、陈赓等人那样曾经进入中央苏区，经历过战争和长征的考验，在那个时期延安上层领导的思维中，只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对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个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长达四个月，毕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区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加之对王的审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毛泽东终于接见了王世英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在毛的过问下，王世英进入了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况的还有贾拓夫。虽然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西北地区党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奉调回延安后，却被降为西北工委委员兼秘书。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发，对1931年贾拓夫被捕事产生了怀疑，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调查。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
随后贾拓夫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四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从1938年底至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组织部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总务处。中共中央并决定由中组部代管中央党务委员会，挂靠在干部科。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六十余人。陈云、李富春运用机关力量，甄别、调配干部，力图使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各得其所。陈云还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要求新老党员忠实于党的路线和纪律。中组部成了毛泽东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组部情况相类似，中央秘书处在任弼时接任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5、6月间，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实际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任弼时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于1941年9月正式创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履行中办主任的职责。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幕僚性业务，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人吃中灶的档次。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1941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分，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支持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