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组部的眼中，司马璐虽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马治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人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分，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也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
陈云向司马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镇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第二，被捕后是否写过“悔过书”？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仔细审阅过有关司马瑞的书面材料后，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
与司马璐相比，黄药眠虽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过党的高级职务，但因黄药眠被捕后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而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据黄药眠回忆：中组部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作翻译。”
“我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的答复是：‘重新人党’。我心里想，所谓重新人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我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我是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
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
“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
黄药眠的安置情况属于中组部分配的第一种类型：对有特殊专长的来延人员，虽有历史问题，但已基本审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作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
另一种分配类型是，将来延人员先分配到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审查后，再分配具体工作。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1937年冬经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苏省海州地区党的领导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释放出狱。惠在狱中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他的这段历史已由在延安的当年狱中难友提出证明，因此惠浴宇在经历了一段审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总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人党，惠浴宇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重新入党。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励下，给当年江苏省委负责人陈云写了一封信，请陈云为他1928—1930年的党籍作出证明。陈云接见了惠浴宇，与他进行了详细的谈话，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党籍，这样，惠的党籍就从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从延安抗大总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军总部。
第三种分配类型是，对那些有较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又不易审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现左倾的人员，则劝其返回国统区活动。
陈云、李富春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犹如一道坚固的拦河大坝，经过层层的冲刷，已尽可能将“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许留在延安效力的“有问题”人员，则尽在组织的控制与掌握中。在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组部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与康生领导的肃反机关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1938—1939年，中组部的干部审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灵活性，因而给许多去延人员留下不错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对因在延安备受冷遇、歧视而决定回到国统区的黄药眠就曾给予诚恳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黄药眠因心绪不佳，病卧在床，而黄药眠的上级、昔日在莫斯科的旧友徐冰（邢西萍），则因黄药眠有“历史问题”，对黄十分冷淡，不仅对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将黄药眠退回了中组部。走投无路的黄药眠，只得写信向昔日的旧友周扬求助，在周扬的关照下，黄药眠一度“寄食”在边区文艺家协会。不久，心灰意冷的黄药眠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要求去国统区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当黄药眠准备启程时，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1929年，黄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李富春是黄的上级。在李富春的热情挽留下，黄药眠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延安。然而黄药眠在中组部办交涉时仍受到冷遇，又使黄产生疑虑，觉得李富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谁派工作人员和（自己）谈话的呢”？最后，黄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决心，一气之下离开了延安。
黄药眠因受不了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负气离开延安，从他个人而言，是黄的自尊心和清高与党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相合拍，没能经受住党的“考验”。其实，中共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审查，是一项广泛应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黄药眠，即使那些从未被国民党逮捕，地位较高的干部也得经受中组部或其它部门的“过滤”，杨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审查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章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