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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61)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著,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覆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人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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