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为了搜集中国大陆票证史上的一个小题目——结婚证演变的材料，蒙朋友惠允，借阅了他在六十年代末期领袖崇拜狂潮中的结婚证书。和后来“四人帮”倒台之后的结婚证书相比，除了左右两端招展的红旗完全相同之外，在抬头上还多了一条当年人人耳熟能详的领袖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更令人联想翩翩的是，在结婚证书的右下角还有用钢笔写的一行小字：“结婚用水果糖贰斤购齐”，旁边并且加盖了副食店的印章。
后来朋友告诉我，其实他们并没有买水果糖，当时他由于美蒋特务问题的隔离反省刚刚被解除，还没有朋友敢来吃喜糖。他的马上就要过门的媳妇说，要不介就还是买白糖吧，白糖经吃。
他们到了副食店，起先售货员不干，说是政府规定买什么就得买什么，哪能由着你们自己做主呢。后来还是旁边买东西的人听说了，自愿和我的朋友夫妇作个交换，他用这份结婚证书买下二斤水果糖，让我的朋友用他的购货本买了二斤白糖。那个人解释说，他们家因为要来客人，款待的食品除了几块桃酥和饼干之外，如果再放上水果糖便显得更有面子。
提起这桩往事，我的朋友感慨万千地说：“那时候的白糖可真是好东西哇！”
白糖的确是好东西。记得那年我在云南农场劳动，参加兵团会战，挖坑种橡胶树的时候，因为劳动强度十分大，多日不见荤腥和蔬菜，整天就是一碗苞谷饭，结果刚刚上个小山坡，我就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农场的李医生过来一看，二话没说，掏出急救箱里的一个小纸包，把里面的白粉末倒在一碗水里，让我吞下去，五分钟不到就缓过来了。众人都夸李医生医术高明，李医生微微一笑，谦逊地说：“这没有什么，纸包里就是白糖。”
后来不到一年，我又得了急性肝炎，血液化验指标的结果奇高。我心情忐忑地去看李医生，李医生不紧不慢对我说：“你的肝脏哪里有什么炎症，其实就是缺乏营养。给你开四斤白糖吧，先吃着，下个月再来开。不过你得自己记着，咱们是先来先得，我并不特别照顾你，发完为止。你要来晚了，可别怪我。”
我知道这是天大的人情，于是千恩万谢了，连吃三个多月的白糖，我的肝炎还真叫李医生给治住了。可惜后来患上这种急性肝炎的知识青年太多，白糖不够分配，定量也减成每位患者每月一斤。我既然已经吃了三个多月，也不好意思独自享受，只好忍痛同意李医生把我的名字从白糖特供名单上划掉。不过，李医生倒是以治疗急性肝炎在农场周围有了很大的名气。
从此白糖在我的心目中有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到了要紧的时候，白糖真的是可以救人一命。
白糖早先是凭购货证才能买到的食品，但在北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很久以前，大约是在五十年代，为了帮助反美前线的古巴人民，我们曾义不容辞地吃过一种棕色的古巴蔗糖，似乎并不凭证。不过那是属于政治任务，自然又应该另当别论。后来到云南插队，听外地的知识青年们说，他们从记事的时候起，白糖从来都是凭票供应。基于白糖凭证和凭票的区别可以证明：北京当年的食品供应还是多少好于外地。
关于食品定量供应的票证研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大专题，这里不便细谈，只需交待一句：票证二者不同，凭票的物资最紧俏，凭证的次之。这从道理上也讲得通，凡是凭票的货物，经手的人员难于作手脚，收回的票券可以和商品库存一一对证；但凭证的货物全凭经手的人员在持有人的购货证上登记，事后并无法与商品对照验证。
因为凭票的商品更加紧俏，所以当年很有一些耐不住性子或是胃口奇佳的人便自制票券。例如我就亲身结识过一位当年因为画粮票而被捕入狱的人物。记得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我到文物出版社去办事，听编辑部的人讲起刚刚收到一份很好的书稿，是独辟蹊径研究金文甲骨的专题著作。可是令出版社犹豫不决的是作者在困难时期曾自画粮票被人识破，有过前科。我随手翻阅了一下他的书稿，发现里面有大量金文甲骨原迹的临摹，功力几可乱真，十分了得，难怪在困境之中竟也能生出那般奇想。后来我得见其人，多少有些名士派头，听说还是旗人贵胄之后，不禁令人唏嘘不止。
凭证的食品就没有这般紧俏，例如在北京，每个月每户可以凭购货本买两斤白糖。购货本每年一本，本上每月一页，每月分作若干栏目，白糖是其中一项。每买一次，售货员就在该栏目中登记买过的份量。
我去插队之后，如同死了的人一样，北京户口让派出所注销掉了。我在七二年回到北京，因为没有户口，所以也就没有购货本。原来在北京有购货本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这时看到别人有购货本，自己没有，便好生羡慕，尤其是每月的二斤白糖特别让我心生嫉妒。后来我的户口总算落在北京，于是也象旁人那样有了一个购货本，这才觉得来之不易。
因为当年在云南农场治疗肝炎的时候让李医生给惯坏了，我特别喜欢吃白糖，每个月二斤白糖根本不够吃。穷则思变，我想出来的好主意是修改购货本。去买白糖的时候并不一次将二斤白糖都买齐，而是先买一斤，售货员就在白糖一栏写下“1斤”。回家之后我在“1”的两侧各加一点，再另加两横，于是变成了“半”字。下一次我再买一斤，又如法炮制。就这样一斤改半斤，我算下来，每月可以买到三斤半白糖，但仍然比云南的李医生给我开的少半斤。用这样的方法，我一直吃到这次出国，到了美国才算能够放开肚皮敞开吃白糖了。
根据我修改购货本上白糖购买记录的举动推断，觉悟极大提高看来尚需不少时日，但物质极大丰富却很快就到来了，听说如今国内白糖也是随便就可以买到。不过生活一讲究，白糖却成了导致肥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糖尿病患者见了白糖更是闻风丧胆，所以现在我也不敢吃太多的白糖。
按照人们常说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如此看来，当年购货本上定量供应的食品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就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比如白糖。但是也有当年购货本上我认为不好吃的东西现在却变成好东西的例子，例如桂皮。
桂皮，当年也曾经凭证供应，它的主要用途是烧肉作为调料。不过当年食物短缺，既然没有肉，桂皮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多余物品。奇怪的是，桂皮一直仍然属于凭证供应的食品。
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孩子正在发育阶段，胃口奇佳。但是天不作美，食物匮乏，嘴里都淡出鸟来，所以天天都在挖空心思，寻找可供一嚼的东西。起先是发现离学校不远的中药铺“同春堂”里有一方丸药唤作“山楂丸”，三分钱一颗，味道酸中带甜，十分可口，于是同学们都买来吃，一时间，同春堂被我们一帮小学生搞得门庭若市，生意极为红火。可惜的是“山楂丸”乃是开胃助消化之药，尽管刚吃的时候颇有滋味，但过后胃口旺盛得不可收拾，饥饿更加难捱，几天之后大家只得作罢，忍痛割爱。
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没有几天就有同窗好友发现桂皮也是一味可以提高口腔滋味的零食。大家一试，果然不坏，而且桂皮不象白糖或者是“山楂丸”，它既不会溶化，也不必吞下肚去，十分经吃。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桂皮可以在嘴里含上一天还不减味。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口含桂皮的经验不胫而走，没过几天，班上的同学均口含桂皮，见面打招呼都是抿嘴而笑，免得不小心桂皮或者口水冲口而出。
教室里的空气也随之改观，记得那天教语文课的梁老师走进教室，一定是闻到桂皮异香扑鼻的味道，马上联想到红烧肉。整个一堂课，我看到梁老师都在不停地用手帕擦着嘴角。那天的课文讲的是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个寒冷的大年夜，看着富人家里桌上的美餐，可怜的小女孩却倒在了雪地里。班上有几个女同学发现梁老师一直满脸狐疑地盯着大家，嘴里就不敢紧舔桂皮。可是桂皮总放在口腔里的同一部位，由于过份刺激，她们都不免眼泪汪汪的。后来听见梁老师在对别的老师说，我们这个班的女同学就是感情细腻，而且富有同情心。当然，梁老师的弦外之音也有对自己授课能力自鸣得意的成份。
一些天之后，我到梁老师的办公室去交作业，无意中发现梁老师的桌子上也放着一小块在同学中广为流传的桂皮，再看看其他老师的桌子上，大都有一个塑料小口袋，里面放着一小块桂皮，这时我对“教学相长”的意义更有体会了。
只是好景不长，我是班上头一个对桂皮产生反应的人。因为整天嘴含桂皮，口腔粘膜受刺激太大，已经产生溃疡。后来在一次体育课过后，胃酸上涌，呕吐不止。爱生如子的老校长还批评教体育课的张老师，说孩子们胃里没食，体育课不要做剧烈活动，要劳逸结合，体育课讲讲故事就行了。
从此之后我对桂皮产生了过敏反应，一闻到桂皮的味道就会反胃，马上会联想到那些年饥饿的感觉，而且对购货本上一直限量供应桂皮的作法大惑不解。许多年之后到了美国，发现洋人居然也用桂皮当作调味品，搀到面包和点心里面。有时走在街上，闻到面包房里飘出来桂皮的味道，即便腹中酒饱饭足，但立刻就会感到饥肠如鼓，胃酸如注。
不过日前偶然在网上读到的一则消息使我多少改变了对桂皮的偏见。消息说，美国的科学家发现桂皮有刺激胰岛素的功能，对治疗糖尿病很有帮助云云。我的小学同学谢先生目前就患有这种顽症，住在美国医学重镇的波士顿，而且一直在求药，怎么他的大夫就没有听说这么重大的发现呢？
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你听说没有，这里的科学家发现桂皮能治糖尿病，你赶紧找点桂皮来吃。你知道桂皮吗？就是咱们小时候没东西吃的时候老在嘴里含着的那种树皮，这里管桂皮叫CINNAMON。”我是怕他不明白。
“知道，知道，知道。”谢先生在电话的那一头连忙答应。
“吃，赶快吃，赶快吃。”我急切地催他。
他在那头只管讪笑，并不置可否。
我着急了：“怎么啦？不想吃？先吃一点儿试试。没准管用。”
“嘿，嘿。谢谢，谢谢。”他还是不明确表示态度。
我觉得他的反应有点儿反常，仔细一想，噢，突然想起来了，莫非当年他跟我一样，也是成天嘴里叼块桂皮，吃伤了吧？
关于白糖和桂皮的这些陈年旧事，如今尚存的零星记忆倒也还有一抹让人回甜的兴味，就象当年来学校给我们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的老军人一样，说到激动之处，顺手摸到身上枪伤的疤痕便总有一丝奇痒难搔的感觉。
二千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