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5 月的一天，我正抱膝坐在托儿所的木地板上打瞌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进来一个人，左手提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里面是脸盆牙缸之类；身后是两名背着枪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民兵们对他还算客气，没有推搡，只说了一句“老实呆着，好好反省！”就退出去将门锁上。我扶正眼镜，一看，这不是邝浩泉吗？他怎么也“进来”啦？
我感到奇怪的是，邝浩泉是气象站的气象员，而气象站是总场的直属单位，不归我所在的种畜站管辖（气象站虽然只有四个人，却与我们这个有六七百口人的种畜站平级，都是连级）。而且，人们都知道邝浩泉有精神病，对病人不是应当宽待吗？不过，“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宗旨是抓的坏人越多就越革命、成绩就越大，当然不会“放过一个‘地富反坏右’”！何况，这里离总场十几里地，气象站在日常生活方面一向由种畜站代管（比如到井台打水、到食堂打饭、供电……等等），只要有“阶级敌人”，由他们“实行专政”似乎也说得过去。
邝浩泉两眼发直地愣在那里，直到有人说：小邝，你别傻站着了！坐呀！他才把东西放下，和我们一样坐在了木板上。
为什么要关押在托儿所？因为运动一来，大家都不干活，也就不用往托儿所送孩子了，虽说每个月一个孩子只收两三块钱，但对于大多数老职工来说，仅靠每月工资32 元（家属每月25 元）维持一家四五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托儿所空下来，自然成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私设的临时看守所。
后来，我们几个曾被关押的人在一起开玩笑时就问：“你是什么学历？”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答曰：“托儿所毕业！”“群众专政指挥部”从我们站六七百人中，最多的时候抓出二十几个“牛鬼蛇神”，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比如当过国民党兵；有的是出身问题，如地主、富农，乃至他们的子女；有的是因为“生活问题”，所谓乱搞男女关系；有的是因为“右派”；再就是像我这样的，是因为“炮轰派”。
邝浩泉是为什么被“专政”的呢？邝浩泉是广东人、生年不详，按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8 岁从广东省气象学校毕业自愿报名来北大荒推算，应该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生人。对于他，人们所知很有限，大概知道一点也多属猜测。比如，听说他是孤儿，解放初期政府送他进的气象学校，所以他一心报效国家，得知北大荒招募气象人员，毕业就报名来了。
他个子不算高，一米七差点吧，但身材匀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在气象学校练过哑铃之类，胳膊上很有些肌肉。相貌也并非典型的广东人诸如颧骨突出、眼窝较深，而是浓眉大眼，长得还是挺帅的。
1958 年来到北大荒后，他立刻被广袤无垠的荒原景致征服了，夏季一直翻卷到天边的绿浪、冬天晶莹的冰雪世界，都令这个南国青年感到无比神奇。想到整个农场、甚至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的整个宝清县尚未建立一个气象站；想到他参与创建的气象站将填补全国气象站网的一个空白、成为国家气象台的一个点；想到他可以大显身手、可以开展气象科学领域的探索……他觉得幸福和骄傲，浑身充满了力量！干燥寒冷的气候和不习惯的北方生活算什么，能挡住青春刚健的脚步么！
然而，一切美好的憧憬还没开始，厄运就降临了。
获罪
1958 年我们农场搞了个补打右派的运动，主要是针对“十万转业官兵”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各地来的青年学生中，嫌北大荒条件太艰苦、没有前途的人。总场宣传科的王立人，就是因为给朋友的信中说了些北大荒怎样荒凉、如何艰苦的话就被打成右派。运动中，气象站长，一个转业的前上尉军官，派邝浩泉去总场看大字报并回来汇报，邝看到大字报揭发有人说“毛主席的字写得像鸡爪子刨的……”，觉得稀奇，就向站里的人说了，站长因此向上面报告邝“扩散恶毒反动言论”，邝竟被打成右派！
那时气象站统共三个人，一个站长带着两个“兵”，一个是八一农大气象系毕业的，姓吴；一个是气象专科学校毕业的即邝浩泉。结果两个“兵”都被打成右派，超额完成任务。
这太不合情理！邝浩泉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我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对党只有感恩之心，怎么会反党呢？说我转述时不妥当、不慎重，可以批评教育，怎么说也是别人说的“错话”我奉命回单位转述……
邝浩泉自此神经失常。其实，他患的也许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民间常说的“文疯子”。他的病状不是哭闹打人那种躁狂型的，而是沉默寡言，不与人交流沟通，常常几个钟头站在一个地方发呆。不过邝浩泉还算是“幸运”的——由于缺乏专业气象人才，邝浩泉没有被押送劳改队服刑，留在气象站算是就地监督劳动改造，“戴罪”工作。
1960 年他被下放到六分场去支援建设气象分站。和当地一个姑娘谈起了恋爱，后来姑娘得知他被打成右派而告吹，这个再次打击使得他病情更加重了——本来普通话就说不好，从此他更加沉默，沉默得就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样，无论心中有多少块垒、任凭蹄脚车辆的轧碾，它永远一声不吭……
然而，就像沉默的大地也有火山爆发一样，邝浩泉也会一个人跑到小树林里，，对着苍茫林海，寥廓天空啸歌……
“难友”
文革一起，八一农大的吴姓气象员率先“扯旗造反”，成立“鲁迅兵团”，人称“吴司令”，活动场所也就设在了气象站，参加者多是种畜站的知青等青年人，可是人数少得可怜，只有十二人，对立面不管是随大流还是怎么的，聚众七百，当然成了多数派并掌了权。“鲁迅兵团”遂投靠了总场的什么“红色造反团”，往上一直通到省里的“炮轰派”。邝浩泉向来不过问政治，哪一派也不参加，但整天在一旁听着，也受了影响，思想上倾向于“炮轰派”。
这与“右派”问题共同构成了邝浩泉被“抓”的理由。很快这场闹剧就被上面叫停了。因为“东北农垦总局”系统总共抓了上万人“炮轰派”，多是文革前志愿来北大荒的城市青年。例如，我们农场1963—1965 年三批北京知青中的活跃分子，几乎每个连队都被抓了几个，至少有二三百人吧。我作为“鲁迅兵团”的吹鼓手，写了很多大字报和攻击多数派的文章，说了很多过头话，很伤老职工们的感情，遂被当作“炮轰派”的骨干分子抓了起来，罪名是“三股妖风黑干将”（至今我连这“三股妖风”到底是哪三股也没搞清楚）和“炮轰派的黑笔杆子”。
1968 年6 月，“东北农垦总局”改制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数十万大城市的知青涌入兵团，这些中学生无论以前怎样，在兵团各级领导者看来大概都是“红卫兵”，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孙悟空一类的角色，他们的心里是恐惧戒备的，为了不刺激这些“革命小将”，兵团匆忙指示各师各团立即将被关押的文革前知青全部释放。我也算一个。不过种畜站的掌权者还是给我留了个尾巴：站里告诫那些新来的知青：郭小林是“内控人员”，你们不要理他，他有什么言行，你们要注意，要向站里汇报。
邝浩泉也很快放了出来，继续干那个观风测云的老本行去了，因团部某个部门发了话，毕竟那是一天不能离人的行业。而且也没有找出他这只“死老虎”有什么“反动言行”。
我和邝浩泉认识是在文革前我来种畜站不久。作为农场的连级单位，种畜站公费订阅的报纸只有两份：《人民日报》及《东北农垦报》。我爱看报，发现气象站订了好几种报纸，特别是还有《参考消息》。每逢休息日，没事儿的时候，我就跑到气象站去看报纸。气象站好像从来不休息，总有一个人在值班，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收音机在用记录速度播放着什么“……八百百帕……六百百帕……”或是“温度露点差……”之类的气象专业术语，我也不懂。邝浩泉也从不言语，从不嫌我翻报纸的声音干扰了他。
但当我这个对社会懵然无知、初出校门的人，从旁人口中得知他的遭遇后，觉得真是匪夷所思——我曾经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想不到真实生活中竟是这样“讲理”的！所以对他很同情，不过，他还是不和我交谈，不仅是我，他也从不和别人交谈，至今我还记得他沉郁的眼神——因为那次祸从口出的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夭殇”
到了1970 年前后，邝浩泉已经三十多岁，经人介绍，找了个“二婚头”女子许某。许是江西人，已有一个儿子，而且脾气暴躁，只是一味向他要钱，有一次，嫌给的钱少，当着邝浩泉的面将钱撕碎丢进灶膛烧了。她来过北大荒几趟，看到条件这样艰苦，坚决不肯长住，邝浩泉只好请探亲假一趟趟往江西跑。许某给邝生了个儿子，竟不肯抚养，两岁就丢给了邝。为了保全这段婚姻，邝浩泉曾联系过许某家乡附近、江西一个小地方的气象站，想调去工作。但那里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他熟悉的还是北大荒；再说不管怎样，他的青春、他的初恋、他的最早的憧憬，都与这片亘古荒原紧紧扭结在一起，他积累的气象数据全是我们农场甚至是种畜站这个局部地区的，所以最后他还是带着孩子回到了这里。
邝浩泉一个人忙完工作又要忙家务，总算把孩子养大了；但他讷于言辞，又不懂如何管教孩子，儿子其实是在北大荒野大的，特别淘气。八九岁就敢躲藏进总场商店，半夜在里面胡折腾——据说那是个冬天，他趁下班时间，躲在棉门帘子里面，等到人家关灯锁门之后，夜深人静时，就在里面到处乱翻，吃饼干、喝汽水，还在旮旯拉了一泡屎……
对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公家也无计可施，只能是把这位失职的父亲叫到总场，训斥一番，赔偿损失，把孩子领走。邝浩泉也没少打这孩子，有时候打得相当狠，邻居们都看不下去来劝，可是收效甚微，第二天又有小学校的老师来告状，说这孩子爬上学校房顶往下撒尿……十二岁时，这孩子又添了一个新的“爱好”——在公路上扒车。种畜站位于一个缓坡的高地，由总场通往宝清县城和雁窝岛的公路从中间穿过。由于上坡，卡车、跑运输的轮式拖拉机速度都很慢，这孩子灵巧得赛过猴子，等卡车气喘吁吁地爬坡时，他跟在车后边，紧跑几步就扒住卡车的后槽帮。他扒车的目的很单纯，一个是寻求刺激，一个是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玩。司机们很讨厌这种行为，可是停下车去骂他、轰他下来，耽误时间不说，一转眼他又扒上后面的卡车了。
那天他扒上一辆带拖斗的卡车，上了拖斗以后，他还想到前面的卡车车厢里去，这时卡车已驶离坡道，车速已提起来了。这孩子作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举动，他不是站到拖斗的三角形连接架上再去扒卡车车厢，而是站在拖斗的前槽帮上跳向卡车车厢，不知是卡车的颠簸还是向后的强烈气流阻碍了这一跳，他一下子掉到卡车与拖斗之间的路上，头部与路面剧烈撞击并遭拖斗的车轮碾压，虽经抢救还是死亡了。
这个孩子，还没有开始人生真正的旅程，就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死亡行军”。儿子的早殇对中年得子的邝浩泉打击的沉重程度是无法估量的，他似乎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两鬓也生出许多白发。虽然在儿子夭折前的1980 年他已获得改正，恢复了原先的工资级别，笑容也久违地出现在他的脸上，但如今哀伤的眼神又代替了那短暂的快乐……
“死亡行军”
右派改正后，邝浩泉的精神渐趋平复，心思更加专注于气象科学的钻研，且一心想在气象学、在填补三江平原气象研究的空白上作出成绩。
种畜站的人们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他早出晚归，整天泡在气象站的数据堆里，很晚才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破烂的住房……不幸的是，由于他的自闭，人们也无法更多关心他、了解他；他患有心脏病也没有人知道……
1990 年春的一天，他迟迟没有去上班；气象站的同事感到不对劲，邝浩泉是非常敬业的，从来不曾迟到早退，更不会无故旷工。那时也没有电话，同事就跑到他的住房去找他，这才发现，他趴在他简陋的小桌上已死去多时，身下压着没有写完的《关于我场历年来冬季降水与来年土壤墒情之关系……》学术论文。
可见，那天他写学术论文直到深夜，心脏病发作也无人救助，如果发现及时其实是可以抢救过来的。
那年他刚过五十岁。在他去世后，我曾找来钥匙，走进他的家，那是种畜站职工的标准住房：外屋隔成南北两个小间，南边的是门厅兼灶间，只有四五平方米大小，北屋是个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邝就是在这里养猪），半间是能睡一人的炕；里屋大约十三四平方米，，被邝浩泉自己打了个隔断，向阳的半间当作工作室，有一个用几块木板拼凑而成的简陋小桌，窗户上的玻璃很脏，经久未擦且多处破碎，用塑料布遮挡着，屋里光线昏暗，到处积满灰尘。朝北的里间有一铺炕，上面裸露的炕席有一半已经发黑炭化，显然是炕烧得太热烤糊的，剩下的部分也破烂不堪；炕上没有褥子，也没有被子、枕头，只有一堆乌黑的烂棉絮一样的东西，大概邝浩泉就是在这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睡觉的……
那是真正的“环堵萧然”、家徒四壁啊……我怀着悲伤和歉疚掺杂的心情，在他睡觉的地方和衣躺了一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的愧疚——我虽然自称是他的朋友，可是离开北大荒多年我却把他忘在脑后，极少与他联系；更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竟然遭受了这么多的困厄，他竟是这样生活的……
我的眼泪遏止不住地涌出，打湿了他那干燥已久的炕席……
毋庸讳言，邝浩泉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他平反以后，虽然工资没有补发，但级别恢复了，收入多了，又是单身，大概是过去长期吃不到荤腥，所以特别爱吃肉。最后那几年他每年养一头猪，到过年的时候杀了，卖半扇，留半扇自己吃，从新年到春节，一两个月工夫，一百来斤肉全吃光了！这样，血脂的“三高”、各种疾病自然找上门来。
——在边疆的基层，确实谈不上什么精致的、高质量的生活，能吃饱就很不错，有肉吃就是最高享受，不要跟他们侈谈什么营养学、什么健康饮食。
他的死，一点儿都不轰轰烈烈，他默默无闻地来到北国边陲，又悄无声息地离去，那些论文就是邝浩泉最后的无声的歌啊！
一个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从祖国南方、从热带来到祖国最北端的寒温带，人生地不熟的，他要克服多少地理上的、生理上的、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但是，这一腔热情、这报国的壮志，可有人珍惜？人们往往是不含恶意地嘲笑他蹩脚的发音，模仿他的广东话，有谁真正走入过他的内心世界……
尾声
文革前，老职工曾告诉我，“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两个冬天，派给几个老职工的“活儿”就是赶着牛车，沿着公路收尸——那些刑满释放的右派走着走着就地一坐就死在那里了。
我听得毛骨悚然，却又半信半疑，直到我后来到老马号去养牛养马、早起放牧时，骑马经过北边小树林，真的看到了死人的白骨，才证实了这一点。
据老职工介绍，距离种畜站近百里的荒原深处，就是劳改队所在地，不知为什么一到冬季，就有劳改犯刑满被释放，但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让他们搭乘，偶尔有马车经过，车老板一看他们的装束，就知道是劳改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发慈悲捎他们一程呢！他们只好裹紧单薄破烂的衣衫，提着可怜的小包袱，在如同狼啸般的北风中、甚至是在漫天狂卷的“大烟泡”中、在铺满冰雪的路上、一步一滑地踉跄前行。这一程近百里的路需要顶风冒雪步行十几个小时！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只得垫着小包袱在路边歇一歇，没想到这一歇就再也起不来了……
因为他们早已在超过强度一倍乃至数倍的体力劳动中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身体；又由于狱方的克扣和低劣的伙食，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已经是“命若游丝”，这样的“死亡行军”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今天看来他们全都属于冤假错案，而且其中有许多各行各业非常优秀的人才、社会精英，就这样在年轻时、中年时横死边远的异乡，做了冤魂野鬼，灵魂不得归家，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老职工收了尸，用牛车运到北边小树林。但冬天地冻三尺，没法挖坑，起初还用炸药崩个坑，堆上一些冻土块草草掩埋，后来舍不得“浪费”炸药，索性往树林深处一扔了事。到了春天雪化，常常可以看到狼熊刨开土堆、啃食尸骨的痕迹……
虽然邝浩泉侥幸躲过这种劫难，但其实他从18 岁戴上右派帽子的精神枷锁时，他的“死亡行军”就已经开始了，而在他刚满50 岁的时候，这“行军”终于让他倒在他奋斗的路途中……
根据我场《场史》记载：一、1956 年3 月，铁道兵九师警卫连等部160 余人带领3000 余名劳改犯开始修建虎宝公路（三个月建成）。二、1957 年3 月，省公安厅同意我场对内称第三劳改队（有劳改犯2629 名）。三、1963 年6 月，农场将劳改犯人和新生就业人员全部移交省公安厅。由此可见，真正最早开发建设我们农场、修建宝清至虎林公路的是这些人。
2009 年11 月初稿
2016 年6—7 月重写
《记忆》2016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