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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封城”防疫是怎么操作的?到底有没有用?

中国农历新年前的这些天,武汉的火车站本应人声鼎沸。在全中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春节前赶回家与亲人团聚,但是在中国的第七大城市,这个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源头的地方,车站月台是空荡荡的。

当地时间周四(1月23日)上午10点开始,武汉所有的巴士、火车、地铁和船,都全部停运,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离开该城市。飞机航班也被暂停。公路尚没有被封堵,但是也有报道称一些地方已经设置了路障,当地居民被告知不要离城。

继武汉之后,周四稍后湖北省再陆续有多个城市宣布“封城”——当地《湖北日报》官方网站报道,至周五(1月24日)上午,武汉、鄂州、黄冈、赤壁、仙桃、枝江、潜江、咸宁、荆门、当阳、黄石、当阳、恩施、孝感等共13个城市已经相继发出停运通知。

但问题是,疫症当前,你能够将一整座城市隔离吗?就算能做得到,它的作用有多大?

武汉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它是世界第42大城市。要将这样一个地方变成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不容易。

通往武汉的重要道路就有20条,此外还有几十条小路。就算公共交通停运,要将整座城市封禁起来也需要较大军事力量的投入。

悉尼大学的健康安全专家亚当·卡姆拉德特-斯科特教授(Professor Adam Kamradt-Scott)说:“你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用解放军将城市围起来。”

就算真的这么做,城市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武汉就像很多现代城市一样,发展成了很多个小城镇的复合城市。

悉尼大学的流行病专家米哈伊尔·普罗科彭科教授(Professor Mikhail Prokopenko)在接受BBC记者欧文·阿莫斯(Owen Amos)采访时表示,“城市被塑造了非传统的样子”。

“你不可能封锁每一条路和每一个连接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并非是万无一失的做法。”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则说得更加直接。

“据我所知,想要封锁一个1100万人的城市从科学角度是个新尝试,”他向美联社表示,“现阶段我们不能说这样有用还是没有用。”

而且,即使能证明将武汉的闸门彻底关闭起来是可行的,但是马儿可能也已经跑出来了。

武汉的肺炎是在12月31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而直到1月21日,中国官员才确认它可以人传人。

到这个时候,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去过武汉,又从武汉出来。然后,在中国和亚洲各地,甚至是美国,都有病毒感染的报告——这些人全都在近期去过武汉。

不过,即使病毒出现在全世界各地,卡姆拉德特-斯科特教授仍然表示,中国本土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

“在我们看到有病例出现的(中国以外的)每一个国家,都只是一至两个病例,除了泰国有四个,”卡姆拉德特-斯科特教授说。

“这是非常少数的病例。看起来他们都已经及时有效地阻止了在本国的进一步扩散,所以更大的问题仍然在中国境内。”

截至周五下午通报的超过880个病例当中,湖北省有549例,当中近90%在首府武汉。然后,广东、浙江、北京等地都分别有数十病例;香港则有3例。

“如果病毒已经在了,而且已经有本地的社区传播,那么在武汉采取措施就已经太晚了,”卡姆拉德特-斯科特教授说。

普罗科彭科教授也认为,国际上的应对措施是好的。比如,最后一班从武汉飞往悉尼的航班乘客,一到当地就有卫生防疫及安全人员迎接。

他说,问题是很多人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

“感染和发病是有区别的,”他说。

“感染的人是已经有病毒在他们的身体里,但是还没有发病。他们没有症状,在他们与其他人发生接触的时候,看起来完全正常。”

他表示,流感通常的潜伏期是两至三天,但是对冠状病毒来说,可能就是五到六天,一周,或者更长。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在上星期感染了病毒,将它带到全世界,传染了其他人,但是仍然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而当他们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还有可能被误以为是普通感冒或者流感,”普罗科彭科说,“难就难在这里。”

所以这些都不意味着中国试图封锁这种病毒的意图是有错的。世卫组织对中国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赞许,而过去也有过一些被专家称为“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的做法先例。

2009年4月,墨西哥城为了阻止猪流感蔓延,就关闭了所有酒吧、电影院、剧场、足球场,甚至是教堂;餐厅也只允许外卖。

“这确实减慢了该病毒在墨西哥城的传播,也帮助了当局掌控情况,”卡姆拉德特-斯科特教授说,“但是它有没有彻底阻止扩散呢?并没有。”

所以,综合来说,像武汉这样的“封城”措施是值得的吗?

“中国只是报告了确诊的病例,”卡姆拉德特-斯科特教授说。

“仅以那些数字为基准的话,如果是我,我或许不会那样做。但是如果有数以千计的疑似病例,那整件事情的考量就非常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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