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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洋人

在我们研究所里,不少人背后都管樊先生叫“樊洋人”。

樊先生的经历确实也真有几分洋气。听说他出生在日本,后来到美国留了学。因为性格激进,总好打抱不平,二战之后国际共运风起云涌,他在美国还一口气参加了美国共产党。

当然,那时候谁都没有出过国,谁也没有在国外瞧见过樊先生,这些事情其实说不准,但当年大家都特别爱打听别人的私事,任何人只要是历史上有个小污点,比如在沦陷区给日本人家里打扫过卫生,国统区参加过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或者解放前家里开过做耳挖勺儿小买卖,甚至在后方重庆,为了打工挣几块钱学费而在美军空军基地里当过口译,都逃不过众人的嘴巴,且更甭提象樊先生这路到过外洋,而且一住就是好些年,满嘴还能说洋文的人了。

后来听说樊先生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太积极,惹得人家美国人不高兴,就把他给驱逐出境了。樊先生倒是不怕,抬脚就回了国。那时候还是五十年代,政府正是求贤若渴,尤其是樊先生曾经从事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的积极份子更是难得。

樊先生回国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风光无限,组织上给了许多工作位置任他挑选。据说政府原先有意让他到对外友好协会,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陪着外国友人吃吃饭,用洋文扯些不咸不淡的话题,然后遛遛食,慢条斯理地四处逛逛。但樊先生是个务实的人,爱国又爱得七荤八素,说是既然回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一定要投身到实际的工作中间去。他又认为学术是自己的本行,所以就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上班。

研究所里的同事们都欢迎他,尤其愿意听他讲讲与美帝作斗争的先进事迹。可樊先生并不喜欢夸夸其谈,只是含糊其词地告诉大家,他这个人最讨厌贫者过贫,富者过富,尤其是痛恨官府欺压百姓。大家听了,似乎不得要领,但又不好深问,只好私下揣摩樊先生的世界观和斗争哲学。

樊先生虽然不喜欢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美国式的生活作风他并不讨厌。樊先生永远是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乱,衣衫笔挺讲究,走路说话都拿着派头。特别是待人接物,不即不离,不讲面子,既没有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朋友,也没有政治运动一来可以跳起三丈多高,抡圆了巴掌扇耳光的敌人。再加上樊先生从来不打听别人的私事,在所里永远是独往独来,也不向组织靠拢,所以一来二去,大家慢慢地都觉得,樊先生在美国的那些作为拿到国内来大概算不得什么英雄事迹,也由此可见,美国共产党的入党要求比咱们国内还是松了许多,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迅猛发展,樊先生的日常举止反倒是越来越显得与大家格格不入。没过多久,大家也就不再把他作为英雄人物看待了。再往后,樊先生的洋味儿越来越和咱们国内的形势不能合拍,最终被大家在背后称为“樊洋人”,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预料可期的。

在一个舆论与形象讲究一律的社会,樊先生的特殊来历和与众不同的作派本身就是问题。尤其来了政治运动,象樊先生这样的人最受注意。樊先生在历次运动中是如何熬过来的,我是没见着,但我人不算太呆,一提政治运动,马上就象是翻开一本连环画,从头到尾全说得上来:思想改造、肃反、批胡风、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除四害、大跃进、四清四不清、四小清、学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出来樊先生这类人物的处境。可巧的是,樊先生起根儿上就生在国外,到了美国又是单挑独练,与出国留洋的中国人素无瓜葛。政府一要调查他,他开出的一大串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那时候也不作兴出国外调,所以他说什么,大家也就只好信什么,而且他除了工作从来不和大家交头接耳,谁也想不起来他说过什么话,所以历次运动居然都是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只是组织上仍旧将信将疑,把樊先生一直列为“有右倾倾向的内部控制使用”对象。可樊先生并不懂得这些套路,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当然不会象对待其他同志那样给他“通气”,他大概也就一直不知道背后的政治运作。好在不知道这些烦事樊先生反倒舒心,乐得轻松。

文化革命后我刚到所里,关于樊先生的这些“档案材料”顷刻就从四面八方向我抛来,尽管谁都明白我并不是人事干部。不过,樊先生来历特殊,就是所里最善于打探别人私事的人物对樊先生的底细也所知有限。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樊先生,而且过去还到樊先生的府上拜访过。后来我不留神说出这段交情,众人还十分惊奇:“哟,那可真不简单。我们都几十年的同事了,所里几乎还没有人去过他的家呢!”

那还是我插队回京之后不久的事,一天我拿着一位老前辈的亲笔信去到樊先生的府上,当时并不知道樊先生并不大好客,行前老先生似乎也没有特别说起樊先生的规矩。那时候各家都没有电话,也不作兴事前约定时间,都是迳直上门,人在家,算你走运,人不在,该你倒霉。至于人在家而拒之门外的十分少见,因为至少你不知道对方是派出所的,还是外调的,弄不好会惹麻烦。

那天我敲门,是樊先生开的,可门并不大开,门上还有一条铁链子拴住,只留一条比人脑袋的直径还窄的缝子。樊先生隔着门缝看着我,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翻来复去地上下打量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把信递进去,他在门里把信拆开,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才摘下门链放我进去。

我赶紧自我介绍,说是正在搜集国外研究中国的文献,有感于词汇标准化太差,经常闹出笑话,预备动手整理。原来和前辈们谈起过,都挺支持,告诉我这方面的问题非得问樊先生不可,所以介绍我来谈谈。

大约樊先生和介绍我来的老先生交情很厚,听我又说起他最在行的专业问题,脸上便渐渐泛出光芒,我还没有说完,樊先生就开口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起来。

先说起流散到外洋的中国的青铜器和书画,又说到国外研究中国的组织机构。过去象是听到传奇故事般的人物,象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李约瑟,到了樊先生这里,就跟说起近在咫尺的同事一样随便。

樊先生一边在背后堆到天花板那样高的壁书架上随手取下几本书,一边就将他过眼的著作向我娓娓道来。象张光直、郑德坤、何炳棣这些海外有名的华人学者,都是樊先生最早向我介绍的。对我这样一个当初失学多年,对外界懵然无知的后生小子,樊先生的一席话有如久旱逢甘霖,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看到樊先生口若悬河的样子,我这才发现,其实我在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里已经见过樊先生好几次了,而且请教过不少英文问题,只是当时并不知道樊先生其人。

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是当年京城里最好的一家旧书店,多少文化革命抄家抄来的外文旧书,只要是还没有送进造纸厂的秦火孑遗大都送到这里。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敌人越来越多,所以禁书也就越来越多。我在插队转回京城还没有分配到工作之前,一直视这里为京城第一乐园。

到旧书店翻旧书还有一种乐趣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得到的,这就是可以找到有同好的人交流一些经验,请教一些问题。而且彼此都是素不相识,只要是不太离谱的言谈,过后一抹脸就跟生人一样,因此也就不用太担心祸从口出。

第一次与樊先生打交道是我在书堆里发现了两本世界史,一本是威尔斯的,一本是麦耶尔的,都是几十年前的名著,肯定是抄家抄来的不义之财,书很旧,定价也就还算公道。当然我想都买下,但囊中羞涩,只能二者取其一,否则家里的蜂窝煤或者粮食就要二者取其一了。我毕竟是个唯物主义者,先物质后精神,顾完口腹之欲,才能遥想当年克劳帕特拉与安东尼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的英雄末路。于是我就去请教书店的老伙计,希望他能给我一个高下的判断。但他也说不大上来,就指着墙角书架旁看书的一位先生对我说,那位樊同志是位专家,问他肯定知道。

当年都讲究尽量少与生人打交道,以免贾祸上身。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还是硬着头皮向樊先生请教。没想到,樊先生居然毫无戒心,细细给我评点了一番,而且对两本书的各个版本都作了说明。说罢又从书堆里掏出几本历史和语言的书,得意地小声对我说,这是他挑出来介于可买可不买之间的,先藏在这里,如果我认为好,可以先买去。当然,樊先生比我有钱多了,如果肯定值得买的,他早已经买走了。

后来又有一次我又到旧书店来看书,大约是有人找到一本赵元任写的书,就佩服起赵元任的学问,说是他能够走到什么地方就用什么地方的方言说话。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赵元任,有的说起清华四大教授,感叹如今这类人才不好找了。有的说起赵元任到了香港,当地有个商人不认识赵元任,可是嫌赵元任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建议他买套唱片去学习。赵元任问,那么谁灌的唱片说得最标准呢?商人说当然是赵元任的。樊先生当时的话最让我忘不了,他说他在美国还真听过一回赵元任先生的课,那学问,那口才,至今回味无穷。大家都面面相觑,又是羡慕,又是害怕。那时候,没有点胆量的人谁敢说到过美国这样的话。不过我想,话又说回来了,樊先生大约也就是敢在灯市西口的外文旧书店里说说,到他单位里肯定也是跟哑巴似的。

想到这里,我便提起原先在旧书店和樊先生的相识,而且提到当时从樊先生的话里知道他从前大概是到过外洋。樊先生看来是也记起来了,于是相谈甚欢。

因为有了原来的几面交情,又加几位老先生向他关照,所以我到研究所来之后樊先生对我还算不错。后来我替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大英百科全书的词条,有些吃不大准的地方找樊先生请教,樊先生还真是诲人不倦。只是樊先生正如我原先所料,他在办公室里与我在他家里和在旧书店里碰到的时候判若两人,口若悬河的才子派头忽然就能够变得极为沉默寡言,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而且看得出,他还特意显出与我素不相识的神气。樊先生这样做我倒不以为怪,因为我的一贯主张也都是“远交近攻”,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只不过象樊先生这么一个早年喝过不少洋墨水,真性率直的人居然也能学会这一套,可见没有社会主义改造不了的人。

在和樊先生不多的一些交往之中,我对樊先生的印象大致不坏,可是有时候大家说起樊先生,我一夸奖,别人就噤了声。我不明白其中的来由,于是就打听樊先生到底有什么缺点,可大家又说不大上来,后来刨根问底了好几回,最后总算让我找出来一个例子。

据说樊先生爱干净,而且爱干净爱得出奇,到了干校还不改。可惜的是,爱干净就要浪费资源,尤其是用水,樊先生费得不得了,他非把餐具洗干净绝不进伙房,有时候为洗个饭碗,他能用上大半桶水。当地的井水都很深,北京来的这些人,原先大都从来没有打过井水,从井里弄桶水上来确实不易,有时候在军代表的面前大家都还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劳动人民本色,因此特别要摆出一副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这就更难了。所以众人都埋怨樊先生用水的大手大脚。

可樊先生在清洁问题上绝对不能迁就。他倒是也不麻烦别人,自己练习打水。有时候到了深夜,大家干了一天农活,晚上开会,不是批判别人就是批判自己,完了事倒头便睡。却难为樊先生他一个人又摸到井台边,趁着月光练习打水。倒也别说,熟能生巧,樊先生又是个聪明人,那几招几式到底让他给摸熟了,后来樊先生成了连队里最会打井水的人,尤其是把水桶沉到井底水面上的那一晃,只见他手一抖,桶口立刻朝下沉到井水里。就这一手,连专门给伙房打水的当地汉子都服了他。

洗过了碗,排队轮到樊先生打饭,他总是叮嘱伙房的大师傅不要用手沾到食物。他吃馒头也是从来不用手拿,只用筷子插起馒头放到嘴边吃。可能大师傅早就听说过“樊洋人”的名气,私下开玩笑说,非得找个机会专门治治这路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有一次趁樊先生不留神,大师傅成心不用夹子,拿手抄起个馒头就塞进他的饭碗里,气得樊先生不免哇哇大叫起来。樊先生两头为难:掰下大师傅用手沾过的地方吧,肯定会遭人批判,但是不理会馒头上的污染,却又辜负了自己精心洗碗的一片苦心。众人都大笑,感叹樊先生到底是缺乏改造的“洋人”。

可是樊先生的身体大约还真是“洋人”的构造,消化系统与众不同。在大师傅这次促狭的玩笑之后不久就染上了急性肝炎,浑身土黄,用手用力一搓还往下掉渣子。眼珠上套着两个黄眼圈,象是饿伤了的狼到处找猎物。领导干校的军代表一看,知道这可不是随便可以装出来的病,也吓坏了,大约还担心他再传染给别人,疫情扩大了不好收拾,于是就赶紧打发他回北京治病。樊先生从此一去不复返,只是每月准时定期寄来医院的化验报告,而每次寄来的化验指标还真是出奇的高,领导拿他也没有办法。大家虽然嘴上都说体力劳动好极了,幸亏来了干校才能赶上这么难得的锻炼机会,对樊先生的错失良机也着实可惜了好一阵,但私下里又都不免认为他是逃避劳动改造,占尽了便宜。

听到同事们讲起樊先生这些讲求卫生的往事,又见到他在旧书店里与众人高谈阔论过杨绛先生刚刚出版的《干校六记》,我就不禁想到,除了钱钟书先生在前言里建议补写的“运动记愧”之外,如果让樊先生补写,其实还可以再加上“肮脏记病”一节。

尽管大家对樊先生有这些善意的指摘,但我觉得,一个在外洋出生的人,受的又是洋人的教育,要象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样来回折腾,还真是难为了樊先生。虽说人挪活,树挪死,也有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的说法,说明生物都是可以适应和改良的,但人到底是人,总还有个舒坦不舒坦的差别,所以后来一听说要改革开放,学习外洋,我就替樊先生高兴,觉得这回没准儿环境还真能变变花样,让樊先生也活得稍微痛快一些。

没想到后来改革开放搞得越来越活,环境真变了不少,学习外洋也学得有模有样,而且陆续瞧见不少人家有海外的亲戚回国来走动。接着,这些人家又陆续有人到海外去走动。原先和海外有关系那是要了性命的大罪过,眼下反倒惹了不少人的羡慕,光是几件外洋的塑料玩具就足够左邻右舍谈论一半天的,比当年哪家有个眉眼漂亮的丫头嫁给支左的亲人解放军还透着光彩。那时候我就在想,樊先生不但见过洋世面,而且原先就是从打外洋回来的,何况在所里也不怎么招人待见,趁了这股潮流,大概早晚总会出去走动走动。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就在这股热潮方兴未艾之际,樊先生也批准出国了。听说他的太太已经到了国外,这回是申请樊先生去团聚。那天我在图书馆门口碰见他,正有几个同事围着他说话。樊先生看来那天的兴致也比往常好,正说到他的行程,准备先到香港,然后转道赴美。大家都为樊先生终于找到合适的生活环境替他高兴。我就打趣说,这回您就不用再怕大师傅用手给您抓馒头了。因为前些天我们刚刚听过领导同志到美国访问归来的考察报告,除了前二十分钟的学术见解之外,讲的全都是西洋景,说到饭馆吃饭,厨师都是戴着消毒的塑料手套给人盛饭,饭装完一份手套扔一双,而且顾客用过的不锈钢餐具随手就丢进垃圾桶,听得大家都不禁屏住了呼吸。樊先生听了我的话也笑了,大约他已经知道背后有人笑话他的洁癖,于是就反问道:“爱清洁难道也是美国人的专利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吃脏东西呢?”

“那是,那是,您是老早就看到了,”众人都随声附和樊先生。

樊先生到所里多年,可能从来还没有感到和大家这样亲近过,听了大家捧场的话心里一定十分受用,也难得地开怀笑了,说以后到了外洋一定与众人多多联系。

不过这毕竟还是樊先生自己的事,樊先生也不愿意大事声张。那天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听见善于打听别人私事的人说,樊先生已经悄没声地走了。

樊先生走后好几年都没有音讯,也没有人认真记起他来,因为他就像我外婆经常说过的那种人,是“鸡群里插只鸭”。在研究所里和大家相处,他别扭,大家也别扭。

后来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到所里上班,看见院子中间站着一大群人,围在中间的竟然是樊先生,正在和大家谈笑风生。我想,许是樊先生在海外发了点儿财,这回是归国观光来了。我在所里的资历矮了众人许多,和樊先生也谈不上太多的交情,不便上前凑趣,于是赶紧绕开人群,钻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打探过樊先生消息的人,而且相关情报也都已经准备就绪,正在热烈地讨论。

见我进了门,有人就问我看见樊先生了没有。我说在外面瞅见了,然后不经意地问起众人:“樊先生他这是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

半天不见有人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人群中冒出神秘兮兮的答话:“他压根儿就没到美国,一直都在香港住着。”

“哦,那是为什么?”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禁连忙问起。

“美国不让他入境,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一直在调查,护照拒签了不知多少回呢。”

听这么一说,我总算想起来了。过去在所里就一直听说樊先生表现“右倾”,从来的定性都是“内部控制使用”。想到这里,我不禁释然道:“噢,对了,倒是有这么回事。准是说他历史上太‘右’了吧?”

“嗨,你说到哪儿去了呀!”众人都不屑于我的见解,不免乜斜起目光瞅过来。其中一位忍不住压低了声音开导我道:“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懂么?樊先生过去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人家是嫌他太‘左’!”

二千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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