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1月25日）成立对抗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任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任副组长。三天后，世界卫生组织上调武汉新型肺炎的疫情风险。舆论认为，中共中央新成立的抗疫情工作小组，其成员构成偏重政治官员，缺乏技术官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武汉肺炎发生一个多月来，中国官方直到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发表相关讲话，才引起地方官员重视。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26日及27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报告中，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范围风险改为高风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前发布的报告中，错误地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风险总结为中等，其实为高风险。世卫组织对疫情风险评估不变，延续1月22日结果，即疫情对中国造成非常高风险，对区域造成高风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代表会面，商讨应对疫情的方案。
三天前的1月2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紧急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组长，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任副组长，出席会议的小组成员有中办主任丁薛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认为，作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任对抗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比起2003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组长对抗SARS的级别高：“形式上看，这一次防疫小组的规格，他（李克强）能够指挥的行政资源和力量来看，表面上是很强的。这种小型内阁实际上是对目前中国庞大体制的一个简化。应该有相当的期望中的效率。”
2003年4月23日，中国SARS疫情正在全国蔓延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并在三天后兼任卫生部部长，具体指挥领导全国的防疫工作。吴仪重用敢于进言的钟南山院士，整合北京医疗力量、加速成立小汤山医院；中国卫生部开始每天公布感染和疑似病例；非典也逐渐得到遏制。
对比此次虽然李克强出任对抗疫情工作小组组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可随心所欲实施个人对抗疫情的方案。因为，李克强的权力受到诸多限制。八九民运领袖吴建民在其个人论坛上说：“他的组员基本上是习近平给他配的，都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这里面几乎没有李克强能调动的，比如副组长是王沪宁，组员丁薛祥是中办主任，孙春兰是国务院副总理，黄坤明是中宣部部长，蔡奇是北京市委书记，王毅是外交部长，只有一个肖捷是国务院秘书长，是李克强可以调动的。还有赵克志是公安部长，但是公安部长、外交部长讲起来是在国务院系列，但这些人都听命于习近平。”
新成立对抗疫情小组无军方成员
根据中国官方公开资料介绍，当年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北京市的30多个部门人员组成，下设10个工作组和办公室，其中包括卫生部、农业部、科技部及国家质检宗局等。但是此次对抗疫情小组成员并无军方官员，也无农业、科技等部门的高官。换言之，李克强不能调动军队投入防疫。
中国异议人士王爱忠对本台说，中国有一大批技术型官员，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强调政治优先，把技术官员边缘化。从新企业政工系统的一些官员去主抓权力。导致的后果其实在这次应对武汉肺炎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来。表现出缺乏专业性，混乱、进退失据，也导致这次危机的后果。那么现在出台这个领导小组缺乏技术型官员，很显然是目前政治形态下必然的结果。”
学者吴强认为，在2003年胡锦涛及温家宝时代，当局对控制疫情的授权较为充分，但是目前的是在最高核心的领导下：“这个小内阁能否充分的调动、发挥，专业防疫的能力。确实值得怀疑。他们都以党务官僚为主，并没有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导，行政支援配合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看到这个小组最关键的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技术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