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撤退至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孤军”
1949年春，国共内战三大战役结束，国共两军出现战略性的消长。年中开始，解放军向长江以南的国统区发动总攻击，势如破竹，半年左右即席卷全中国。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各部不是遭到围歼，就是投降，残余军力四处流窜。残部多流向东南沿海岛屿，再转往台湾，也有的退至缅甸和越南，并努力保持原有建制，继续抵抗。
其中原为驻守西南地区，由李弥将军所率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在元江遭解放军围歼，死伤惨重。余部分两股仅剩一千多人，逃入缅甸境内，与缅甸国防军发生冲突，历经苦战后终于获得一立足之地。随后李弥在缅甸伺机重建武力，收编缅北华人游杂部队，扩充至三千人左右，组成“复兴部队”，驻扎于缅北小猛棒，被外界形容为“孤军”。国民党遂利用这支武装建立其反共基地，改编为两个师，并号之为“云南反共救国军”，总部设于猛撒。1951年3月，“孤军”三千余人反攻中国国土，激战两个月后失利退回，不过沿途有几支地方武装加入，退回猛撒时兵员已增至两万。此后部队在缅北休养生息，并对中国国土实行突击行动，一度扩增至三万人之谱。
对于缅甸政府而言，“孤军”是一支入侵的外国军队，占领着北边国境，但因缅甸本身内乱严重，缅甸政府暂时无暇顾及，而且某些程度上“孤军”可说替缅甸担当着“防共”的前哨，只要“孤军”不进一步深入缅甸，缅甸政府也就暂时可以容忍。不过到了1953年3月，缅甸政府在内外局势较为稳定之后，开始派大军征剿“孤军”。双方血战于萨尔温江，缅军大败。4月间，缅甸政府向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控诉“孤军”侵略，并“促请所有国家，给缅甸联邦政府的请求以尽可能的协助，以便用和平的方法促使这些军队从缅甸撤退”。这项提案获得通过，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方面遂同意撤出“孤军”。1953年5月，由国民党、美国、缅甸、泰国召开的四方会议在曼谷举行，制定了撤军原则。
同时，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在联大报告说：“中国政府已尽了种种力量并在其权力范围内想尽方法，促成滇缅边区志愿反共游击队从缅边撤退……中国在公报中向美、缅两国保证，志愿反共游击队约二千人，将从缅境撤退，而拒绝离开缅境的所有反共游击队，中国将不予承认……这个部队的首脑在滇缅边区的丛林中生长和战斗，已形成他们一种特殊心理，他们对他们的使命抱着狂热的信心。在这种背景下，我的政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看法，不能和那些在丛林中的人看得那么简单。”
11月初，在国际压力下，“孤军”完成撤离的准备，国民党“中央社”由缅北发出的报道形容：“游击兄弟们的生活极为艰苦，吃的是糯米饭，吃久了胃部会消化不良，以致常常难以下咽；穿的是粗服装、光足草鞋；住的是遍地阴湿、毒蚊成群的茅屋；行的是毒蛇猛兽出没的瘴气弥漫的丛林深山……许多反共游击队的弟兄能与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甚至有许多弟兄，与当地土著女通婚生子，尤以与摆夷女缔婚的占多数。”对于台湾各界前往机场迎接孤军抵台时的心情，《中央日报》一篇报道描述如下：“活跃于滇缅边区志愿反共游击弟兄们……由猛撒基地陆续撤出，翻山越岭，栉风沐雨，经清迈而至大其力，含泪放下他们的武器，由夜柿进入泰国国境，乘车至夜柿南方三十二公里的夜庄，然后再由夜庄乘车至西南方向二百六十公里的南邦，搭乘民航队C16型客机，作一千五百公里的长途飞行，抵达祖国松山机场。今日台湾各界同胞，将纷纷前往机场，以高度喜悦和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些数度进入大陆与匪作殊死搏斗的英雄弟兄们！”
除了异域“孤军”撤退到台之外，这一年5月至7月间，滞留越南的三万余国军部队也撤来台湾，其背景与“孤军”有相似之处。1949年底，原国民党军第三兵团、第十兵团、第十一兵团在华中溃败，其中有一部退至广西和越南边境，后征得法国方面同意解除武装，进入越南。随后中共向法国施压，声称要攻入越境，法方遂以国际公法为由，将这一批“国军”软禁，并由越北转送西贡外海的富国岛。另外，原驻防云南的原“国军”第二十六军一部也逐次转战至云南和越南边界，亦解除武装进入越北，经法方安排运送至金兰湾。
这两部兵力合计三万二千余人。国民党方面屡向法国交涉，要求法国让他们来台。起先法方坚拒，后来越共军队日益活跃，以及美国施压，法国终于同意。国民党方面总共派遣二十一艘轮船和登陆艇，分七批将国军部队及眷属接抵台湾，共计三万零七十八人，滞越时间三年余，此外有一千五百余军人和眷属自愿留在越南。越南的土地和富国岛日后成了许多人的缅怀之地。
“孤军”或留越“国军”到台湾以后，或是编入部队继续军旅生涯，或是解甲归田，融入民间。尽管国民党方面一再对外表示，自己与仍然滞留在缅北的游杂武装人员已无关系，但实际上台湾的国民党方面仍不断向滞留那里的武装人员提供支持，留在缅北的游杂武装亦不断派人去台湾，其眷属也陆续有迁来台湾定居者。
1961年，作家柏杨在报上发表长篇纪实文学，描述“孤军”转战异域的血泪故事。由于文字流畅优美，对于战败流亡、别离故园、丛林求生、官场虚伪等种种情境有着十分生动的描写，读来令人动容，也使“孤军”生活实况为人所知。当《异域》一书以笔名“邓克保”结集出版时，立刻洛阳纸贵，畅销多年。“异域”也从此成了这批“孤军”的代名词，道出了他们飘零异国他乡的悲壮凄苦和战争岁月的悲欢离合。1980年代初，台湾新闻界兴起一股到缅北采访的热潮，使得“孤军”后裔生活教育的艰苦状况更为人所知，于是各界发起“送炭到缅北”的活动，将社会对异域“孤军”的关切推至高潮。不过，这批人无论是留在当地的，还是来到台湾的，都有着许多政治、经济上难以处理的问题，无法有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使得这段异域“孤军”的血泪史至今依然残留，令人格外心酸。1987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公司”以“孤军”为题材拍贺岁片，当时在海外发展的大陆女演员斯琴高娃还受邀饰演李弥将军的夫人，成了受解放军追击却顽抗不屈的国民党将领夫人，写下早期两岸文艺交流的特殊一页。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