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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20世纪90年代初,施蛰存先生写过《书目》一文,开头是这样:“《青年报》编者来访,先是闲谈,随即吐露来意,要我开一份书目。我一听说‘开书目’,也不用问他开什么书目,立刻敬谢不敏,另请高明。”

一个报纸编辑请一位学界前辈给年轻人开一份阅读书目,这是雅事,再正常也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施蛰存,不待听完对方,就推诿拒绝,是不是有点不情。如果这位编辑对施蛰存的经历无所了解,不但摸不着头脑,还会生一肚皮闷气。然而,他不知道他无意中撞着了施蛰存的隐痛。“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痛的经验”,“一份小小的书目,可以招致大大的罪名”。

“大大的罪名”,哦,这是在说“文革”了——如果当时说给那位编辑听,没准他会这样想。然而,错矣。施蛰存这段惨痛与“文革”无关,而是近六十年前的事。1933年,上海文坛有过一场“书目”风波,施蛰存作为这场风波的两造之一,自此就“不再应报刊编辑之命,开任何一种书目。这个决心,已拿定并实行了五十年”。

是什么原因让施蛰存几十年来弓杯蛇影,心有余悸,以致一辈子都不再染指开书目这样的事呢?

不妨把目光拉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的编辑崔万秋给时任《现代》杂志主编的施蛰存寄来一张表格,要求填下面两项:一是目下在读什么书,二是要介绍给青年的书。由于寄来表格的空间很窄,于是施蛰存在第二项的格子里推荐了两本书《庄子》和《文选》,并作了一条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没料到,就是这两本书,使施蛰存受到极大的伤害——当然,使他受到伤害的并不是“庄子”,而是鲁迅。

10月1日,鲁迅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发在当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该文被收入《准风月谈》时改名为“重三感旧”,并加了副题)。文章题为“感旧”,其实是“感现”,只不过从旧入题而已。那便是对光绪年末那些“老新党”的赞美了,赞美他们几十岁的中年人,还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学英文。学英文是为了看“洋书”,看洋书是为了“图富强”。当时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都不例外,做《书目答问》时,也竭力填各种译本进去。这时的鲁迅当然没心思“发思古之幽情”,毋宁说他对古充满了憎恶。此刻的感旧乃是策略,是要批那些在他看来是要复古的人。果然,一个段落过后,鲁迅来了个“然而”就切入正题:

“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和《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

这种现象让鲁迅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当时和今天的许多学者也这样认为——这是30年代“复古主义”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的倒退,是五四的一股逆流。因此,鲁迅用五四语言开始批判,说批判,其实也离不开骂。是从一句俗话开始的,所谓“旧瓶不能装新酒”,但鲁迅认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后者的证例,就是以上那些“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啰”。不过,在鲁迅骂人谱系中,“喽啰”一词是极轻的了,而那极重的“谬种妖孽”之类,知识产权不姓鲁而姓钱(玄同),鲁迅只是借光,因此,该骂可以相对忽略。

不想忽略的倒是围绕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些东西。就该文而言,尤其那段现象举例,看来看去,也没看出有什么批判必要。不就是一些个人爱好吗?何必大惊小怪?至于把它视为五四的倒退和复古,不是上纲上线,就是声张敌情。鲁迅后来在给姚克信中提到这茬事时说:“……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可见,鲁迅一开始,就把这些现象和辩论当作五四的倒退来看待。然而,上述那些现象与五四何干,又谈得上什么前进与倒退?也许,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只有“文革”才会上纲上线。其实不然。风起于青蘋之末,“文革”中的上纲上线,是造极而非肇始,就它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正确的习惯,30年代委实脱不了干系。要不,个人写写篆字填填词怎么样也提不到那些“宏大叙事”的高度。或许笔者迟钝,上纲上线就是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篆字事小,要在它和全盘反传统的五四精神相悖。这一点都看不到,还写什么杂文。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思维,使其必然要把和这种本质不合的所有现象都当敌情来看。

鲁迅是如何发难那些包括施蛰存在内的复古主义者的呢?我注意到这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出现“目的”一词,都是在夸那些“老新党”。他们“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鲁迅笔下的老新党固然可敬,但不可敬的却是鲁迅这种“目的论”思维。它把这种目的唯一化了,凡不合这目的者,尽在荡扫之列。我说鲁迅是一个目的论者,有他自己的话为参:“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推其言,只要目的是正的,什么都可以;那么,与这个目的不合的,不就是什么都不可以了吗。事实上,鲁迅也正是以“图富强”的目的论思维来“不可以”那些不能导致富强的篆字诗词和《庄子》的。在这里,“图富强”显然是和民族国家有关的宏大叙事,而篆字诗词《庄子》等则是所谓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依然是出于目的论思维的惯性,文章最后,鲁迅索性自己给对方派定目的。“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我不知道对方这个所谓的“企图”鲁迅是如何知道的,至少,施蛰存的“企图”不是什么古雅、天地之类,而是“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蛰存把自己的推荐目的说得清清楚楚,不知鲁迅为什么视而不见,还要为人家诛心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企图?说它莫名其妙,既然写篆字做信封是古雅,就表明它是且仅是个人兴趣和雅好,在什么意义上,个人雅好居然会和立天地、生存竞争等“大词”扯在一起?

就这篇文章,还有两处似可圈点。一是鲁迅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按此逻辑,旧形式不也可以有新内容?所以,施蛰存抓住这一点,说:“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这是鲁迅顾此失彼处之一。另一处更有意思,整个只“顾”他人而不“顾”自己了。如果新诗写成方块就是“遗少”,那么,鲁迅自己不也是这样写诗的吗?我特地查了鲁迅当年(1933年)的诗歌,那种方块式的律绝体就有十多首,还不说1932年间写的那篇骈体文《〈淑姿的信〉序》和文言短文《题记一篇》。怎么自己一边写,却“指摘”别人是倒退?人己之间,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看到《申报·自由谈》上“丰之余”的文章,施蛰存便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对自己的推荐作了些说明。一是因为他编杂志,与年轻人文章接触多了,感到他们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因此推荐这两部书,冀以为从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另外施蛰存强调,他“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言下之意,他并不是劝所有的人都去读《庄子》与《文选》的。为了说明读古书的必要,他恰好举了鲁迅的例子(此时他不知“丰之余”是谁),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四分之三的篇幅下来了,施蛰存只是一味地说明自己,给我的感觉,他荐读文言好像犯了多大的过失,现在是在“洗刷”。施文一直是低调的,直到最后,它才表示了对丰文的不同看法。下面是我所欣赏的一段文字: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这才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尽管施蛰存也许并非专门研究过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那里,做什么与否,都是个人的权利,只是你不要强加于人。相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利(无论是推荐文言,还是写篆字,抑或自制信封)动辄指责,甚至詈骂,如谬种、妖孽、喽啰等,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施蛰存说的什么“武断”,而是可怕的“专断”。

假如施蛰存不写这篇文章,也就风波不再了,他自己亦不会遭致更严重的骂喝。有了施蛰存的《〈庄子〉与〈文选〉》,自然也就会有“丰之余”的《“感旧”以后(上)》。由于施蛰存上文说看了《感旧》后,“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于是鲁迅便郑重地告诉他“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亦正如其后施蛰存信中说“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鲁迅又就此反驳:“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但,这“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这两句话,在施蛰存那厢,不是自谦,就是客气。可是鲁迅坐地为大,不仅坐实对方神经过敏,还反控人家诬赖。虽是两个文字细节,细加玩味,却可窥其为人与为文。

就鲁迅的《“感旧”以后(上)》一文,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段,它针对上面所抄引的施蛰存的那节文字。都说鲁迅擅驳难,我正想一睹其庖技:“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鲁迅似乎也有点自由主义了,但对的就是对的,“似乎”什么呢?原来鲁迅的话是为下面张目,既然不勉强,那么,“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看到这里就忍不住笑了。在鲁迅看来,一个人写篆字另一个人“骂”和一个人写作有问题而另一个“劝”其读书,两者竟然是一回事。然而,劝其读书有“勉强”即强迫的意思?至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是真不懂,还是其他?我不知道。这是我当时写下的眉批:“一‘取’一‘劝’,别之甚大。取是一种权力,劝是一种权利。两者岂能等观。先生不察矣。”这一层意思在后来读施蛰存的另篇文章中也看到了:“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

可见,这个道理并不难懂。然而,鲁迅却说“我真不懂”。

在《〈庄子〉与〈文选〉》中,施蛰存不知道“丰之余”是谁,举了鲁迅的例子。“丰之余”当然知道鲁迅是谁,但他并不说破,而是继续迷踪。你在明处,我在暗处,谁主动?因此,文章最后,鲁迅,不,“丰之余”游刃有余地说:“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的例子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说自己像在说别人一样,倒也有趣,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文章,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施蛰存的话明明是: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到了鲁迅这里,却是用了《庄子》、《文选》中的字,而且是“之乎者也”。“古文学”一转身缩水了,仅仅变成了“古文字”,这是鲁迅的文字魔术。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带出下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施蛰存原话不是“扩大一点字汇”吗?怎么意思又换了?至于古书中到底能不能找到活字汇,这本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又怎么能把与己不同的看法斥之为“糊涂虫”呢?

又骂了一句。

从鲁迅的《重三感旧》到施蛰存的《〈庄子〉与〈文选〉》而鲁迅再《“感旧”以后(上)》,三个回合下来,又轮到施蛰存发言。他想鸣金收兵了。

《推荐者的立场》是施写给当初请他推荐书目的崔万秋的信,信中主要表达两个意思:改换书目,请贵报取消讨论计划。

本来报纸想把施鲁之间的论争当作一桩公案让读者讨论,施觉得两人的文字战就像两个拳击手,编辑作为裁判总希望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下去,直到其中一个倒下去站不起来为止。施认为这很“滑稽”。并且,他还认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也不会产生出真是非。因此,他不仅表示自己退出,而且也请求报纸取消讨论计划。至于改荐书目,施蛰存是这样说的:“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陈述了改鲁的理由后,施蛰存又补充道:“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由于这两段改荐文字特别惹恼了鲁迅,因此,我读了不止一遍。觉得施蛰存在这问题上乃一是一非。是,是他改荐了鲁迅的文章。这不奇怪,因为前面他就以鲁迅文章为例说明读古文学的必要,这次从陈述的理由中也看不出什么唐突和不是。非,他至少不必要在改荐鲁迅之后,又推荐什么“丰之余”,还捎带着说坊间没有他的书云云,这明显是寒碜和讽刺。问题是,施蛰存到底知道不知道丰的真实身份呢?我的看法是,以前姑且不知道,比如他读《感旧》和写《〈庄子〉与〈文选〉》时,但现在他应该知道了。因为这篇文章写于10月18日,而第二天他又给黎烈文写信,开头就说“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这一晤还不知道“丰之余”是谁?黎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鲁迅的文章都是经他手发。两人碰见的“那天”,至少也是18号之前,否则就不是“那天”而是昨天了。即使是昨天,也不妨碍施蛰存当天写《推荐者的立场》,是以文中会有“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以及“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之类的句子。以此来看,施蛰存一会儿荐鲁,一会儿荐丰,就有点皮里阳秋了。推鲁固不错,说丰又何必?尽管我能理解施,因为“丰之余”一直搞迷踪,即使施以鲁迅为正例;但我毕竟不欣赏这种专以攻击为快的杂文法。

第四个回合是高潮。鲁迅的反映是如此的强烈。《推荐者的立场》发表次日,就有了鲁迅的《扑空》。文章吃重处是在后面。

针对施蛰存改荐鲁迅那一番话,《扑空》说:“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且慢,这话是施蛰存说的吗?不,分明是鲁迅。把自己的推理派为人家的潜台,亦即鲁迅不仅自己善于诛心,而且还善于替人家诛。然而,你怎么知道人家的心思呢?

同样,针对施蛰存推荐“丰之余”,《扑空》说:“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像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笑过之后,鲁迅指责道:“……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

轮到我吃惊了,这理由推荐时不就说了吗——“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一推敲,才明白,原来这理由在鲁迅看来“不”较坚实,因此不算。

“……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

施蛰存一开始就被动地为自己辩解,哪有心思去指人家的错误。后来也是改了自己的“错误”,把《庄子》与《文选》改成了鲁迅。

两个“毫不”过后,《扑空》一路上飙,“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

我揉了揉眼,又看一遍,还想了一遍,看不出也想不出施蛰存装什么“傻”(莫非是装不知道“丰之余”是鲁迅),更无论“撒娇”。“自己的猜测”?鲁迅不妨是在说自己。“无端的诬赖”?是指前面施蛰存说“丰之余”先生给自己“训诲”而丰先生说我没有?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但我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扑空》所说的这些,倒觉得,这些话本身才“无端”,是真正的“扑空”。鲁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下面又该怎么办?

“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终于骂了出来!这也是一种本相,或曰“洋场骂相”。

骂,是“鲁粹”之一,也是20世纪所形成并绵延至今的一种特殊的(反)文化现象。它通常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理屈词穷,二是绝对正确。前者是市井层次,后者不骂不足以示其正确,所谓“正义的火气”(胡适语)也。鲁骂当然靠后。但就这个事件和这篇文章,却很难寻出鲁迅骂人的理由。至少,鲁迅是一个长者,1881年出生的他,其时已五十多岁,比1905年出生的施蛰存要大上二十多,而施蛰存那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左不过推荐了两部古书,右不过写了两篇文章辩解,什么劣迹也谈不上,怎么突然就成了“洋场恶少”?身为长者就可以骂人不打草稿,而且骂得如此霸道。当然,一贯呵护青年的鲁迅早就说过:“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青年不是没有毛病,不是不能批判,但能这样攻击吗?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人格攻击”,何况无证据。放到今天,在报纸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无端诋毁人格是连同报纸都要上法庭的。

这就是开头施蛰存所说的:“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痛的经验。”罪名加骂名,齐了。所以他以后干脆金盆洗手,再也不干开书目的事。但书目可以不开,骂名却未必能抹掉。鲁迅骂过的,大凡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叫“活该”。我在21世纪读文章,不是还有人弘扬这“鲁骂”并数落施蛰存吗?倒是想看看施蛰存自己在听骂后的表现:“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真绅士也!施蜇存的“不敢”,令人起敬,人是应有所“不敢”的。否则,无所畏惧很容易一脚就滑向无恶不作。施氏这篇文章叫《突围》,写于《扑空》之后,发出来已是1933年的10月底和11月初。围绕《庄子》与《文选》所发生的风波,历时整整一个月,至此可说告一段落,尽管并未结束。说一个段落,是两人以后都不再一篇比一篇地你来我往了。而没结束,则是两人都各有文字后续。

关于这场风波,鲁迅和施蛰存各自都有评价。

鲁迅说:“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鲁迅的话照例是指责施蛰存的,但,正如上面说过,鲁迅往往是只“顾”别人不“顾”自己,这毛病恰恰又犯了。到底是谁在动机论上做文章,在我看来,不是施蛰存,而是鲁迅自己。鲁迅大概忘了二十天前他给姚克信中那句话了:“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取悦当道”就是讨国民党的好,这已经不是批评,而是指控,可是证据呢?鲁迅说完就走,倒是潇洒。但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说人家推荐古书是因为此?你有内窥镜?为文不应在别人动机上下药,而况没有证据的动机指控形同构陷。“文革”时多少批判文章不都是就动机上纲上线、锻炼罪名(比如那个对1930年代文风如此谙熟的姚氏文元)?而这罪名放在“文革”,不足以致施于死地?

施蛰存呢,他说:“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施氏前面的话不是指这一次文字争,但这一次却也不外那情况。其实,何止这一次,上海滩的文人争斗,有几多不是争意气,或者就是争话语权。像这样的争斗,不如远而避之。因此,施蛰存的偈语,在一定意义上,我是认同的。那意思不妨诠释为: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如果不恪守一种唯一的是非,那么就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是是非非。

当然,这里的“无是非”并非简单的取消论,要在看什么问题。设若在人权问题上,极权体制对人的权利的侵犯是最大的非,这一点不能含糊。但在书目推荐之类的问题上,就不是没有是非,而是各人有各人的是非了。比如鲁迅再再认为从古书中寻不出活词汇,即使是对的,但不能认为从古书中寻出活词汇就必然为非。以己之对,非人之对,等于把自己的“对”变成“绝对”,殊不知,此乃非之大者也。为何?绝者,断也。“对”一旦为己垄断(即唯我独对),岂不天下皆非。然而,就对而言,本可以各对其对;因为,“对”本来就是多元的,正如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一样。使本来多元的世界变成一元绝对,这绝对的一元就是专制。假设一下,图富强是对的,但因为写篆字、填诗词、做信封、荐古文,这多元形态的东西与富强不合(因而不对),就要被权力者取消,那么,这个因此而富强起来的世界是不是专制世界呢?世界上的专制历来两种,一种是“非”的专制,如传统的帝王专制。还有一种是“对”的专制,如前苏联那样的现代专制。后者作为20世纪最主要的专制形态,委实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裹挟性,因为它顶着一个“对”的名头,并且“绝”。

转眼,“书目”风波已经过去一年有半,但,鲁迅不但没忘却,反而纵情使意让骂升级。针对施蛰存的(其实是庄子的)相对是非观,鲁迅在批评“文人相轻”时非常明确地说:“……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糊糊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

好家伙!然而,张口就骂又是怎样的批评家和文人呢?从富儿、恶少到瘪三,一口气骂了那么多,无不是指施蛰存一人。有他自己以前的话为证:“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至于“销淫书”则是指当时施蛰存为上海现代书局评点出版删节本《金瓶梅》。

就这一节怒骂而言,又不禁让人想起了《“感旧”以后(上)》的一段话,当施蛰存看到《重三感旧》,“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时,鲁迅回答说:“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适。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熟悉鲁迅故实的人都知道,这段文字所用的词都是20年代“女师大学潮”中陈源隐射鲁迅的。而鲁迅正不屑于此,所以如是说。但,现在鲁迅却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既追索人家出身(商家),又不放过人家相貌(瘪三),就差没说人家老子开过什么铺子了。鲁迅的语言确实尖刻(批了半天,好像不是施蛰存不应该推荐《庄子》与《文选》,而是他不够格),但再尖刻也不必自己戳自己呀。不知道鲁迅有时为什么喜欢和自己过不去。

事情还没完。如果说恶少瘪三虽恶,但还属人的话;那么,这次,在鲁迅笔下,施蛰存却不幸堕落到动物,与畜类为伍了。

1934年7月,鲁迅给徐懋庸的信说了这几句:“《谈言》上那一篇早见过,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情况没弄清就断骂。到底是不是施蛰存写的,那文章,连《鲁迅全集》的注释都不下确定,只肯说“作者署名‘寒白’”。凭《鲁迅全集》的注释细到这个地步,我想注释者也未必没有查实过,只恐怕是查而未实。果如此,施蛰存就冤了,白替人家做了回狗。寒白的文章我固然读不到,但从题目上看,“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似乎不太像造谣撒谎之类。然而,鲁迅骂了,就自然有鲁迅认为的道理。包括下面:“而且‘谈言’自己曾宣言停止讨论大众语,现在又登此文,真也是叭儿血统。”作者是叭儿,报纸也就连坐为叭儿血统。这叫“恨”屋及乌。只是,“谈言”也是《申报》的一个栏目,鲁迅自己的文章,尤其是与施论战的,不都是在《申报》(只是另一个栏目《自由谈》)上发的吗?

文章结束时,鲁迅给姚克信中的两句话颇值一提。一是针对当时上海滩的风习,鲁迅说:“文坛上是乌烟瘴气。”文人论争一至于骂,便无足观之,而文坛为骂所斥,当然乌烟瘴气。问题是,这乌烟瘴气,鲁迅是身与其间的。

另一句是他对这次论争的慨叹:“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

这是实话,如果回顾一下这论战的过程,从开始的“目的论”批判,到后来的枝节纠缠,再到后来的负气而骂乃至人格攻诘……整个论争,每况愈下。“无聊”也算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点睛”了。

只是我要问,这“无聊”,又是谁始作俑的呢?

(选自《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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