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姨姓罗，爱新觉罗的罗，我们原先管她叫小罗，后来交往的时候长了，和我们的孩子也混熟了，孩子管她叫罗姨，我们就随了孩子的口也管她叫罗姨，她的名字叫什么，如今这么多年没见面，反倒记不清了。
罗姨曾经是我家的朋友，当年的交情都还不错，只是我们移居美国之后好久没有过从。现在之所以想起她来，实在是当年看来还很少见的事情如今已经完全稀松平常了。想想先后十几二十年前的旧事，世道人心变化真大，因此不妨温故知新一番。
和罗姨的结识实出偶然。
那年我还在德国读书，走了快三年，最后总算蒙政府想得周到，批准我的妻子到德国省亲。妻子得了消息就在公用电话亭子里打电话和几个朋友辞行。刚完了事转过身，就听见身后一声清脆的问话：“敢问这位大姐，您这是要到德国去吗？”
斯斯文文的问语不由得人不回答。
三言两语，妻子不但知道了对方姓罗，爱新觉罗的罗，而且还知道了她正在交一个德国人的男朋友。
这就是罗姨，当时还叫她小罗。
小罗说，既然您要到德国去，那对德国一定了如指掌。那就说好了，过几天，要不然就是明天，我把我的那个德国男朋友带到你们家去，您给瞅一眼，看看靠得住靠不住。
不容分说，小罗坚持要了我家的地址，和我妻子的这份交情就算定了。第二天，小罗还真带来一位人高马大的德国青年到我们家去。我母亲正带着我的儿子在玩耍，一看竟然是街道革命居民委员会严加禁止的外国人私入寻常百姓家，吓得赶紧把自己和我的儿子反锁在房间中。
中午饭妻子给他们做了牛肉炖土豆，吃完了，那个德国青年问还有没有饭后甜点，那时候中国人没有添这些毛病，妻子就好歹做了一大盘西红柿炒鸡蛋，鲜红嫩黄，德国青年连说简直不能想象中国人的厨艺竟是如此高明。
小罗是个痛快人，知道我的妻子马上就要到德国去，行前剩下加深友情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也就将她的恋爱情史一股脑地统统倒给我的妻子听。
小罗说，他们家原先还真是姓爱新觉罗，属正黄旗，当年也算得上是贵胄出身，入了民国之后家里改了汉姓，姓罗。不但父亲是满清贵族出身，母亲按血统说，也应该算是蒙古王爷家的女儿。到如今她父亲跟人说话总还拿着点款儿，譬如说，明明是祖家街里北京三中毕业的，可他提起他的母校还是声明原先叫八旗右翼中学堂，又称右翼宗学，后来到辅仁读过一年书，就一再说辅仁大学用的其实是恭王府的一处旧址。但小罗家道早就败了，虽说旗人家里对闺女都更宝贝一些，但罗姨从生下地就在三分钱酱油两分钱醋里打转。周围人家中尽管也都是些穷苦人，可对罗家从来不待见，说是罗家算是赶上了运气，按照解放前三年经济状况的政策规定，划成了城市贫民，现在倒好，居然算是属于革命阵营了。文化革命里，众人都气不公，就拿小罗家过去的历史算总帐，到底打断了小罗的父亲一条腿才算是解了心头之恨，放过了罗家一马。
小罗从小就学会了不少一般大人才会的处世之道，见人总是低眉顺眼，从来不多说少道，日子苦巴巴的总算也过来了。小罗说，如今可好了，不是说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么，她早就打好了主意，一定响应政府号召。她说自己也没什么大能耐，但说什么也得找个老外结婚，要不介起点低了，发展起来忒费时间。有了这一步，就可以从高水准上起头。这回一定要争口气，让大家伙儿刮目相看。
小罗说她主意已定之后就经常到语言学院去“相亲”。原先是看准了一位经商的日本人，手面挺大，但个子太矮，后来又听说他同时还交着好几个中国女友，小罗就觉得靠不太住，后来在学校的游泳池里认识了这位德国青年，听说原本还是个医学博士，一来二去，立刻就好得如胶似漆。
妻子很少听过这样的浪漫史，也不知说什么好。幸亏马上就要动身到德国去，也就任着小罗信马由缰。到了德国之后，妻子告诉我，看情形，小罗和对方恩爱有加，结婚大约是马上的事了。听了妻子的话，我还埋怨她，刚刚逃过文化革命的人，怎么还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这根弦。那年英国牛津的大卫到咱们家来谈学问，我不是一再嘱咐人家天黑以后再来，而且一定要买个特大号的口罩戴上才成。那还是知根知底的人，你胆子也忒大了，搞不好这就是里通外国，是刑加一等的罪过。
过了不久，那位德国青年回德国度假，还从汉诺威往科隆给我打过一通电话，表示要叙叙友情，等我们回到中国以后还要多多关照。他还说，回德国才几天，中国话又快忘了，只好跟我说德文，不好意思得很。
我一听，这两口子都这样热情，这个朋友大概是交定了。
等我们回到京城，小罗果然已经结了婚，我们留在家中由我母亲暂时看管的儿子早已和小罗混得熟了，吵着闹着喊罗姨。罗姨的德国丈夫因为名字太长，不好记，我的孩子就从罗姨那里引伸出去，称他为“罗叔”，他也认可，于是我们也随着叫他罗叔。
回国之后认识了罗姨，我发现她人还算聪明，自从嫁给罗叔以后，日日赶班磨练德文。先是到外语学院的业余辅导班插班听课，后来歌德学院在北京开班之后，她又让罗叔帮她报了名。可是她一上课就犯困，听不进去几句话。再往后，她来找我问问学习德文有没有什么速成之道，我也答不出个所以然，跟她说，我的德文也是学了好些年才过关，眼下学着法文，也是不见长进。她说目前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犯困，不但耽误了时间，也糟蹋了钱。她拿课本给我看，我就让她念给我听听，没想到罗姨的发音还真是不赖，看来有个德国人的丈夫，语音一关是得天独厚。后来我才发现，她的问题是语法基础太差，连主谓宾定状补都弄不清楚，所以课堂上一来这套玩意儿她就立刻懵了头，更不要提什么虚拟语气和可分动词在从句中的位置了。罗姨听着天书，脑子自然就到了爪哇国。
我问罗姨原先的文化程度，她说要是算年头，她还真有高中毕业的文凭，可要是实说呢，也就是初小一年，就在西直门城根儿底下的那个小学。后来是随着大拨轰，一块儿小学毕业，又一块儿中学毕业。我一听她的这本经马上全都懂了：罗姨其实差不多是个文盲。
因为我和罗姨也熟了，罗姨也从来不怪罪我说话直来直去，于是我就毫不客气地把我的判断说了出来，罗姨听了果然不恼，还笑着说：“没错，没错，就是文盲，到现在连小数点后面怎么进位我都还闹不明白。”
我说这可就有点难了。罗姨说，可不是么。罗叔整天还老跟我嘟囔，说既然嫁给了德国人，就不妨懂得一点德国的文化，先简单读一点德国的历史和地理，听听德国的古典音乐也是好的。罗姨心里起急，只好到图书馆借了一些有关德国的中文书，虽然中文书读起来也费劲，但好歹能明白里面说的是什么。她光拣里面人名地名的德文原文抄下来，回去加紧练习。罗叔随便谈起来，罗姨也就随口抛出几个人名地名来，贝多芬、俾斯麦、哥廷根、海德堡什么的，好在罗姨的德文发音不差，别说还真挺管用。罗叔说，没想到罗姨有关德国的知识很有长进，只是希望罗姨德文再提高一些，把这些人名地名前后的文法句子也能连起来。罗姨对我说，幸好现在罗叔的中文还不十分中用，也是结结巴巴，所以挑不出她的什么错。可罗姨发现罗叔的中文目前进展神速，可能要不了多久，她的这套名词战术就不能支应了。
听了罗姨的话，我就建议罗姨不要总是想着罗叔的要求，不妨利用自己的长处打开自己的事业，能够自立了，对别人的话也就不会那么在意了，罗姨说她也正是这样想。
罗姨大约真是从小让穷给折腾怕了，所以最先想起来的主意就是挣钱。罗姨跟着罗叔经常在洋人圈里转，虽然开始的时候听不懂他们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过来过去的事情总能猜出一些。罗姨发现洋人都喜欢中国的丝绸制品，她就起了心。后来和几位洋人太太混熟了，闺房之中谈起内衣的做工，都说要是能有中国的丝绸为料就好了。罗姨原先不懂内衣有什么稀奇，不也就是羊毛衫、棉毛裤么。后来有位洋人太太向罗姨展示了几件贴身的内衣，她才明白洋人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罗姨想这倒没有什么难处，而且用料还少，不是都一样做么。她央求洋人太太给她几件穿旧的内衣，还有一些带到中国来的内衣服装目录，她就想办法找工厂试制了几件，拿给洋人太太看。没想到洋人太太一看连说好极了，于是罗姨就又试着加工。
这样一来二去的，罗姨的丝绸内衣在京城洋人圈子里就有了点儿名气。罗姨后来听说南方裁缝的手巧，工钱还便宜，料子也好，于是又试着到南方找了两三处加工的去处。慢慢地，罗姨的生意就有些往上走。再后来，罗姨发现有的洋人太太大批从她这里订货，是拿回自己的国家去卖。罗姨想，只在北京这些洋人圈子里小打小闹能赚几个钱，如果能直接卖到外洋，肯定价钱会更好，我何不就自己办起来呢？
过了不久，罗姨第一次随着罗叔到德国去度假，就留了个心眼儿，带了几件丝绸内衣的样品。趁罗叔不留神，她拣考夫霍夫和卡尔施达特几家最大的百货公司去找人看货。
罗姨德文说得不灵，但心眼儿活泛，听力还行，而且行前已经准备好了一堆德文句子写在几页纸上，说不上来就指着纸上的德文让人家读。因为一来罗姨的货是真好，二来价钱又是吓人的便宜，人家就答应考虑考虑，说是这里不成，还可以帮助联系几家小型的内衣专卖店。罗姨听说国外都讲究个信用，公司不会跟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做生意，于是就说，如果信不过，可以把货先搁在这里试卖，订金都先不要。谈过三五回之后，居然就有一家老板推荐给他的下属公司接下这笔生意。没想到，带去的货样一下就被人看中了，开了订单让罗姨赶紧送货来。罗姨心里高兴，但在罗叔面前仍旧不动声色。
回到北京之后，她拿订单给我看，说是上边一大堆的德文字都不认识，可还假模假式地读了一遍合同，看见那些阿拉伯数字都没错，她就放心地签了字。我吓唬她说，这合同是把她给卖了身的收据。罗姨笑着说，我知道德国人老实，做不出咱们这儿那么阴奸损坏的缺德事。
不过后来罗姨觉得这样的确还是太冒险了，非得有个万全之策才行。她找来几张透明塑料薄膜来，在上面描下合同的格式，然后让我给她把合同上的文字翻译成中文，也写在塑料薄膜上。这样每次拿到合同，她就把这张塑料薄膜罩在合同上，内容也就一目了然。
靠了这样的办法，罗姨的生意居然做起来了。她又认识了汉莎公司来回跑中德航班的几个职员，有时就托他们把货随手捎到德国去。好在丝绸内衣轻得很，几百件捆起来还装不满一件手提箱，人家得了罗姨的好处，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罗姨自己还跑了几趟德国，慢慢地也是轻车熟路了。
一两年下来，罗姨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先后还给罗叔生下一双可爱无比的儿女。
只是罗姨和罗叔的感情生活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罗姨经常猜忌罗叔在外面另外有了人，有时心里委屈了就跑到我们家找我的妻子诉苦。有一次罗姨偷着拿了一本罗叔的笔记本跑来，说是找我瞧瞧上面是不是写了罗叔和别的女人约会的内容。我吓了一跳，赶紧让她送回去，说我绝对不能干这类探防隐私的事。当然，我知道罗姨也是逼急了，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其实罗姨的德文自从办起生意以来长进不少，可以多少读懂一点普通的德文合同。不过至今我也还是不知道罗姨当初对于罗叔有外遇的德文证据理解是否正确，因为买卖合同到底不同于普通文法。许多年之后罗叔和我说起往事，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遇，罗姨就是让那些德文合同害了，自以为懂了德文，其实连起码的德文都看不懂。大约罗叔后来和罗姨吵架，也知道罗姨偷看过他的笔记本。
罗姨和罗叔的架吵归吵，生意还是照样做，而且越做越大。罗姨大约每个月都要往德国跑一趟，回来就说这次收获很大。因为我们对生意一道完全不通，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在哪里。罗姨姑妄说之，我们也就姑妄听之。偶然到罗家小坐，我们更多的还是和罗叔聊共同感兴趣的事，罗姨仍是对挣钱着了魔，有时还笑话我是个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呆子。看到罗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这样有自信，我也替她高兴。
八九年底，我只身赴美，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只能借道德国前往。罗叔当时刚从德国回北京，罗姨还在汉诺威，罗叔嘱我一定到他的府上看看。好在也是顺路，我动身出来到柏林之后，拔腿就先到了汉诺威。
罗姨到车站接我，这是第一次我在国外见到她。一见面罗姨就说，明天正好她要见一位大公司老板，让我一定随她去。她看我风尘一路的邋遢相儿就说，这是间服装公司，你得穿着好一点儿，就说是公司的合伙人。我连说算了，别给你丢人，再砸了你的买卖，我赔不起。罗姨说，不行，你非得去。要不介人家老看着我一个人窜来窜去，还当我是一个人的皮包公司呢，你去了好歹给我撑撑场面。
第二天的约会上我才发现，罗姨的手面大了许多，德文口语也精进了不少，随时随地还插科打诨地开个玩笑，做生意居然做出这等味道来了。这桩生意并非是在德国，而是要把她的货物卖到西班牙去。看见罗姨谈笑风生的样子，我倒反而拘谨起来，惟恐我的举止有个闪失坏了她的生意。我发现，虽然罗姨实际只上过一年小学，但凭了那股不甘人后的倔强和对生意钱财的挚爱还真是杀开了一条血路，有些像是西直门老城墙砖缝里长出的那些歪脖树，虽然难看，但你不得不佩服它顽强的生命力。
在回来的路上，罗姨对我说，她最近在汉堡港口游玩的时候结识了一位西班牙的青年人，这桩生意就是他给介绍的。听罗姨说的那股亲热劲，让我不禁感到这位西班牙青年人与罗姨并非是那么简单的生意关系，但我当然也不便打听。
第二天我就要动身离开汉诺威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东西。罗姨备了几样菜给我饯行，彼此也不知道今后何时才能见面。罗姨似乎有些伤感，说：“跟你们两口子认识这些年还真学了不少东西，可我不明白，你们看着也不像是什么有钱人，可怎么不知道着急呢？”
我笑了说：“我们哪儿有你的那些本事哇，着急也是白搭。”罗姨似乎不愿意听，对我说：“我是不懂你的事儿，但听我们先生说，这回你的奖学金在德国是有名的，总统还要接见，我其实不在乎这些面儿上的活儿，你倒底说给我听听，德国人一个月能给你多少钱？”
我并不怪罗姨的唐突，知道她就是这么一个人，痛快，心里有话全都亮在脸面上，于是也就笑笑对她实话实说：“一个月大概三千块吧。”
罗姨一听，细细想了一下说：“不多，真不多，还抵不上我一个礼拜赚的。不过要说也还行，你倒是不用像我这样费劲巴力地拼命。可我不明白的是，你看书也费了不少的劲，为的就是这么点子钱么？”
“其实那倒也不全是，搭着我也还喜欢，”和罗姨谈这类话题，我总想能轻描淡写一番。
罗姨沉吟片刻，然后抬起头认真地对我说：“喜欢就成，人这一辈子能干几回自己喜欢干的呢？不过你这回去美国，要是看着有机会咱们搭档一下，能够帮我把货推销到美国去，于情于理，报酬上我都不会亏待你，至少四六分成。”
我听了也认真地对她说：“这活儿大概我是干不了。你看我是这么个办事的衙役么？”
罗姨知道我说的也是实话，又叹了口气说：“哎，我也不是那份钱串子脑袋，我是非得混出个人样来，不能让人给我看扁了。在北京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大排场地请客，我那是做出来给他们瞧瞧。你不知道，没有钱，让人家瞧不起，能有多委屈。”
“那你和罗叔结婚也是为了这个？”我问。
罗姨点点头说：“也是。”然后接着说：“虽说你是我先生的朋友，我也不必瞒你。我和他现在是越来越没有话说。他总说我这个人低级，就知道钱。这话是不假，可我没有钱行么？他不要钱，那他是有钱。”停了一下罗姨又说：“不错，眼下我也有钱了，可我现在是一个钟头闲着没去挣钱心里就不踏实，半夜里还有好几回让梦里的强盗给吓醒了，觉着钱都让人给拐跑了。”
“‘乍富还穷时候，最难将息’，别看你是满洲上三旗的出身，我看人要是一穷了，要想再富，还得有三代才缓得过气来。”我打趣罗姨，把改了李清照的句子解释给罗姨听，罗姨一点都不恼，连声叹道，说其实还真是这么回事。
罗姨说着，就拿她的护照给我看，上面有当地警察局批准长期居留的印鉴。她说已经知道罗叔准备办理离婚，她也不能那么贱，死乞白赖地非摽着罗叔不可。她说她托人去问了，即便离婚，她今后的德国居留身份也不会成问题，这也算是留了后手。听她说的和罗叔这样的生分，我就觉得罗家夫妇离婚一途终于在所难免，这本也是意料中的事，我就劝罗姨还是一切随缘的好，罗姨点头称是。我想，好在罗姨如今已经能够自立，买卖已经初具规模，中国和欧洲都有她的人手，听说她的真丝乳罩和三角内裤在西班牙尤其卖得好，每月光是这两项收入就足够她吃喝的了。想想她原先刚和德国人在北京做生意，德国话说得磕磕巴巴的，前言不搭后语，可一点都不怵头，到现在也就是三年的光景吧，今天跟她去谈生意，罗姨的嘴皮子像是装了发条，停都停不下来。回家的一路上还直说自己现在住在汉诺威，一定得说最地道的德文口音，而且还笑话我的德文总也改不了几个巴伐利亚的声调。我看罗姨在买卖合同上的这些手续现在也是应付自如，讨价还价老练得很。罗姨说，现在她再也不用我给她做的那些塑料薄膜表格了。凭良心说，就照罗姨的这个干劲，她还真是应该发财，即便离开罗叔，今后的生活也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
行前和罗姨的一席长谈，让我很遗憾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对罗姨这一类人竟然完全没有了解，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懵然无知。
第二天，罗姨送我到火车站乘车到法兰克福去。临分手前罗姨说，到了美国，别忘了替她向我的妻子问好，说她知道我不是个做买卖的材料，但没准今后可以和我的妻子一起合伙儿开生意呢。
自从汉诺威一别，许久不知道罗姨的下落。后来还是我到美国之后罗叔到波士顿来看我，这才从他的口中知道罗姨和罗叔终于分手了。据罗叔说，罗姨现在是和一位西班牙人在一起。罗姨和罗叔像是两股道上跑的两套车，这两条道曾经在一点上交汇过，然后又分道扬镳了。看来不是一家人，还真是不进一家门。
罗姨的那位西班牙青年，罗姨拿过他的照片给我看过，两个人在汉堡港口的海滨晒太阳，人也挺精神的，标准的拉丁族裔，脸上的笑餍灿烂极了，这是旁人是学不来的。听说他起小长在巴塞罗纳，罗姨的语音模仿能力我是知道的，我想她现在大约也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卡塔罗尼亚话，或许她不知道其实那和卡斯泰利的西班牙语差着一大截，但如果听说我现在学的西班牙语是拉丁美洲的那路口音，肯定又会笑话我了。
只是不知道罗姨那一双混血的儿女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上次听罗叔提过，法院都判给了罗姨，现在总有十七八岁了吧？可不是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两个孩子差不多是跟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后脚一起长大的。
（2002华夏文摘cm0205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