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请，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
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消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看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毛泽东为了充分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征收共产党员。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