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