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着看他们互相火并。
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
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
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鸣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