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