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令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看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余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