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看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太原失守前的10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