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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33)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人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看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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