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明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为了修补因长期脱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读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来信后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在共产国际覆电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年10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已中断。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月14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
纵观王明在1931—1935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紧的。1932年后，王明受到共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