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张闻天有意识淡化毛泽东在6月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张闻天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义”。张闻天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它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刘少奇与张闻天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张闻天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年，也有坏消息传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正待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