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建立在反对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极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就加紧了与张闻天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张闻天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张闻天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此举使张闻天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张闻天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核心层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张闻天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张闻天，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乡野打游击，深受中国农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稳和持重，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山大王”气息；而张则是“红色教授”型的知识分子。1935年以前，张闻天对毛虽未予以高度重视，但亦无明显的成见；然而，毛对张则有一种类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
从毛这方面看，毛张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张闻天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张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张闻天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张闻天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个性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张闻天乃一书生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张闻天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不愿轻易放弃。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大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党内同僚的压力下，他只能隐忍内心的不满，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巨在毛泽东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同时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再继续维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为党及其个人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张闻天。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几乎本能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张闻天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掌军、张闻天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张闻天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经过几年的磨合，毛与周恩来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