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已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象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不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极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
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重新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张闻天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就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实际上他已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它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越来越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大政方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一、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但是，从莫斯科返国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扩张党权的第一个大动作出台，由毛而非张闻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见美国记者斯诺。
二、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深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它次要工作，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邓颖超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原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系统，将原由邓颖超负责的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
四、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末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它任何领导人插手，从而确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与便捷。
毛泽东对军权与党权的蚕食，是在张闻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张闻天的党的领袖地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的，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为毛泽东扩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合法的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