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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覆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

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

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人”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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