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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9)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泽东迫于中共中央的压力,被迫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但是这种“服从”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优势的军事作战领域,毛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不是军人,但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在红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毛的这些主张对保存、发展红军实力极为有用。但由于毛个性专断“处事独裁”,在用人方面有较强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时期内,毛在红军中的口碑远低于作风民主的朱德。

中共中央不满于毛的军事作战方针始于赣南会议期间,在这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红军中存在着有待纠正的“狭隘经验论”及“忽视阵地战、白刃战”的“游击主义的传统”的问题。但是赣南会议的主题是批评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检讨苏区的军事战略问题。中央代表团对毛的军事方针的批评只是隐约其辞,任弼时、王稼祥等当时还是标准的文职党干部,让他们去讨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军事作战问题,显然没有像研讨具有理论色彩的土地政策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军事专家周恩来,及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干部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与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渐显现了出来,由攻打赣州而引发的有关军事战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使毛与上海中央的冲突几近白热化。

攻打赣州的决策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覆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

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

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分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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