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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中共四十年改革成共产党资本主义

中共已经改革四十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么制度,却始终象个谜。真实情况是,中共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婚”,把斯大林模式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

一、中共的制度改革: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结婚”

中共已经改革四十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么制度,却始终象个谜。中共在政治层面从未改革集权专制制度;但从经济层面看,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绝大多数西方人始终看不懂中国,他们总以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们相信,既然中共的经济改革开始拥抱资本主义,那么它就会拥抱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基础。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西方观察者们大错特错了,他们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导致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质。中共抛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拥抱资本主义,至今已有20年了,但是西方观察家们等来的却是中共越来越严密的专制控制。

倒是原共产党国家的专家看得比较透彻一些,他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生命力,早晚一天得回到资本主义。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这是唯一一次有中国学者参加的关于这一主题的国际讨论会。当时匈牙利还未进入制度转型阶段,仍然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统治,但那时的匈牙利学者已经敢于率直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在那次会上有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用讽刺的语调说,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然后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很快便被苏联东欧的民主化和市场化所证实,后来中国也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位匈牙利学者说过这句话之后的短短两、三年内,他就欣慰地看到,在他的祖国制度转型顺利完成,市场化和民主化相伴而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欧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这几个中欧国家的制度转型符合西方观察家们的判断。但是,中欧模式似乎是个特例。而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的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制度都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了,但政治转型却被原共产党劫持,出现了畸形的制度转型;在中国,经济制度也变成了资本主义,而掌握政权的中共通过与资本主义“结婚”,把斯大林模式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我2012年首次提出,共产党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制度形态,它不是临时的制度转型过渡形式,而是一种定了型的人类历史上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2016年我也就此话题在华府的一个智库作过演讲。

二、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诞生与衰老

在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究竟是何时诞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中国改革中最实质性的问题已几乎被历史烟云湮没了。大家往往习惯地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那是个比喻,却并非一种清晰的制度架构描述。世界各国当中,权贵资本主义在东亚国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国家现在依然十分兴盛,而共产党资本主义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资本主义截然不同。

中共独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经济方面,共产党资本主义大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共产党宣称自己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够帮助红色政权巩固地位,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让共产党干部们当上了资本家。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由共产党员资本家们主导、掌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党,通过扶持、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延续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一切权力均由共产党垄断,全面的政治高压和严密的社会管控扼杀了民间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论或行动。

之所以现在来分析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因为它活到20岁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这个衰老迹象的种种现实表现和中共高层的相应烦恼。本文的目的是简要介绍共产党资本主义从何而来。如果不懂得共产党资本主义如何诞生、如何运转,就无法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快就衰老。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而言,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的衰老规律,也是思考中国未来政治制度转型的一把必备的钥匙。

共产党资本主义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摇篮里诞生的。为什么共产党要拥抱资本主义?答案藏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失败的教训中。中国的80后、90后都是改革开始后出生的,从来没见过改革之前的状况,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苏联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那个被中共抛弃的苏联模式开始讲起,才能明白,为何中共从来不肯老实说明,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里,共产党干部是怎样成为资本家的,而共产党资本家们又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滋润,巩固着他们的专制统治。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没落

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国家的制度架构是个“三腿板凳”。这“三条腿”当中,一条腿是由领袖的个人崇拜支撑下的极权统治;第二条腿是自称终极真理、强制灌输到全社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第三条腿是以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权经济管理制度。斯大林模式的衰落开始于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极权领袖死亡,而斯大林模式的松动都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始,那是共产党政权自救的一种必然选择。苏联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了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共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过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中共的经济改革一直到1997年以前都属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调整,然而,这样的调整虽然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却无法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困境。

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定权全部集中到各级政府手里。为此设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其中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省、地、县均设有履行相应职能的计委),还有一系列综合管理部门,如负责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此外还设立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这些部管辖,决策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企业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自主权,利润如数上交,资金使用由上级决定,国有企业里改革前有一句话,“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很形象地解释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系的特点。

所谓的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生产计划和所需要的人、财、物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委汇总来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产和人、财、物计划;经过修改、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下发给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们再进一步分解下发。经济计划指标一旦下达,就不容许轻易变更了。上级政府部门每月、每季度、每年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是,它不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供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加码,制定出下一年的计划任务,其假定是,一切情况都不发生任何变化。而企业则只能僵硬地重复上一年的经济活动,作有限的调整,超产没奖励,亏损无处罚。职工吃“大锅饭”、捧“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涨工资靠国务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没涨过工资,1978年国务院下文,全国企业四成职工工资上调一级,仅几元钱。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80年代的改革时期,主导城市经济改革的始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因为每一项改革都意味着他们要释放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严密掌控的经济权力,企业和民间才能获得自主经营的有限空间,市场经济的萌芽才能出现。而干部下放经济权力,只不过是执行上级指示,但以权谋私从那时开始便蔚然成风,不过金额有限而已。那时的农村改革推行了包产到户,结果农业生产的个体经营冲垮了管控农民的人民公社制度,使计划经济的农村管控系统完全失灵了。80年代的城市改革只是允许企业留部分利润加工资、发奖金,职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品供应改善,耐用消费品开始普及。

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公有制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提高了工资福利,却不会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大量冗员,企业工作纪律松懈。在苏联和中国都曾出现同样的局面,因为粗放管理、低效率、高浪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法长期提供“花钱买人心”政策所需要的开支,一旦开支浩繁、难以为继,共产党就掏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便走上了末路。

四、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红色工业资本家

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究竟是如何与专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观察家们始终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共产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基本相似,无非是企业私有,资本属于个人;共产党资本主义唯一的不同在于,大量拥有资本和企业的资本家们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其中大多数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干部,他们也始终听命于红色专制政权。至于中共是如何从全盘公有制的社会里凭空造成几百上千万的共产党员资本家,他们的私有企业、金融资本从何而来,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当中。

中共的国企私有化是为了摆脱大多数国企濒临破产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窘境。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国营企业长期依赖银行“输血”度日,而银行向国有部门倾注资金越多,自身的经营状况就越恶化。国有企业的负债快速上升,大量贷款未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无法偿还银行,同时也让企业资不抵债。到了1995年全国国营企业总体上负债达到资产的85%,即将破产,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向银行“打白条”,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国国企每年对银行欠息1千多亿元。这些国企的贷款就构成了银行的坏账,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银行贷款中20%是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已急升到贷款总额的70%。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中共不得不部分放弃用国有银行保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传统做法,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灭。

为了避免这一决策把社会上的所有怒火都喷发到中共身上,当局决定实行国企全面私有化(当时采用了一个含义暧昧的改革词汇—“改制”),让国企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这些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的好处就是,默许他们私吞国企资产。因此,短短几年内,大部分国企被私有化到了厂长经理这些国企干部的口袋里,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红色工业资本家就是这样“出生”的。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五、中国模式: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共的正式话语里,绝不可能讲出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大实话;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回避或模糊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何时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中共的官方宣传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这个起点的真实含义是,邓南巡之后,在决策圈和权贵家族当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携手走上了建设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最后双方终于融为一体,共同变成支配今日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他们之间虽有红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顺眼,时有冲突,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要发财,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那一年开始中共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或者私有化,或者破产之后将厂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市,它们的高管们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无偿获取一部分股票,等上市后股价飙升,就轻而易举地捞取了红色资本家们的第一桶金。不管是作为私有化以后的企业唯一老板,还是作为大企业股东,这些红色经济管理干部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员资本家。除了这批人之外,各级官员和许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凭借关系和权力,也捞取了大笔财富,他们或者是把暴发所得的钱财投资于国内或藏于海外,或者是把钱财用于购买房地产,于是中国又出现了大批共产党员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这批红色资本家就组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新体制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既追逐财富,也谋求体制内的权力,至少要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中建立一小块自己的关系网。

谁说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有仇?那是马克思的胡言乱语。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干部自己可以当资本家,他们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独掌政权的旗帜,同时又侵占公有财产而成为呼风唤雨的红色资本家。资本家的富裕和共产党的专横,他们兼而有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早就不出版单行本了,因为,那本小册子的观点对中共来说是“反党”的。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改革中通过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权。

尽管从启动国企私有化到今天已20年有余,中共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这无非是为了掩盖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新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明显的对立,因为私有化彻底暴露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旗号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马克思现在从墓中走出来,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么,他可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宣布开除中共的“马籍”;不过,如果这发生在中国,很可能象毛泽东所预言过的鲁迅在红色政权之下的命运一样,马克思就只好呆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监狱里;他如果嫌“无产阶级”的监狱太残酷,唯一的选择就是表态效忠这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权,倘若如此,则老马从此不姓“马”。

既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大量资产、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本家手中,他们必然敌视民主;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专政。他们很清楚,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早就该抛弃了,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他们期待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显然,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巩固了共产党的专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专政,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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