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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连记

进入21世纪后一个秋日的下午,河北涿鹿县城北的一片菜地间,一群鬓发花白的五六十岁男男女女,异常兴奋地踏看着、寻找着,且不时大声呼叫着:“对,这儿就是猪圈!”“这儿是伙房,没错!”“我们二排的房子在这儿。”“连部!连部!快来看!”

他们所说的这些,地面上并不见早先的存在物,唯有一点点遗迹,大致的方位,三十来年后,此来,已是执行一项类似于“考古”的任务了。

他们原属当年驻此的一支解放军部队的学生连,仅仅“学生连”这个称谓,于今天的人们,已有过于生僻之感,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化石般的留存……

1968年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京城的大专院校。其时,学校里已有原应于头一年夏季即该毕业分配的一届,与当年的一届学生等待分配,于是,遵照有关指示,该分走的均分走,留有一部分先送解放军中接受“再教育”。这一部分人中,既有已分配留京、留校的,也有已定下分配地点和单位暂不派遣的,此外,还有上一届已分配的学生中因种种原因滞留者,和有问题或严重问题(政治的、道德的各种问题)不予分配、留待处理者,用当时的说法,即“左、中、右”都有。我即是一个“右”的例子,原在的班级同学都已奔赴工作岗位,留下一摞材料,内定我为“右派学生”,留待后期处理。那时我所能设想的前途,只是在某个荒漠的农场中,被群众专政,度此一生。我浑浑噩噩,听由摆布,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带上自己的行李去规定的地方集合,而后被送上西去的列车。

我们所到之地是河北省的怀来县,又叫“沙城”。今天开发商们会把栽几棵花树的楼房叫什么“花园”,凿一条水沟的小区称什么“水乡”,殊不知我们的先人何等诚实和大气,此地常常漫天风沙,径直就叫“沙城”,毫无讳饰。

出了火车站,放眼望去,整个小城似乎都笼罩在蒙蒙的土黄色尘雾之中,迎面卷来一阵阵冷风,使人睁不开眼睛。向西走约摸一二里,便是部队的营房。到了营房门口,我们的队列却受到了出乎我意外的热烈欢迎:一队绿军装、红帽徽的士兵分列两旁,敲锣打鼓,并有节奏地喊口号:“向革命同学学习!向革命同学致敬!”

我已有许久不被置于革命人民之列了,此时,只觉得自己是不配被“学习”和“致敬”的,颇有混迹其中、自惭形秽之感,相信当时队列中与我具相同身份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一切都不是错的,都是政策的体现。

按照政策,所有送到解放军部队锻炼的大学生,无论何种情况,在政治上都一视同仁,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有问题的,乃至有严重问题的,均在内部掌握之中,最后再说。

对于我这样的人,这真不啻天大的福音。

我们的指导员姓陈,连长姓朱,都是在这支野战部队服役多年的中年军官,以他们为首的一个正规军人的班子,包括副指导员、副连长、各排排长、司务长,直至文书、通讯员、卫生员,统率这支新建的特殊的大学生连队。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肯定受过专门的培训,整个说来,在执行政策方面并无什么偏差,他们大都出身农村,都带有一种天然的纯朴厚道,对人相当和气。

其中尤其是陈指导员,更是有一种娴熟于政治思想工作的指挥若定的气派,以他时时严肃与亲切交替的言谈,很快就在这群大学生中树立了威信。他军装严整,操一口带湖北老家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时习惯地扬起一边眉毛,使一只眼睛显得格外发亮和有神采。除了在全连大会上作报告,几乎每天都要在全连集合时作队前讲评,讲话不拖泥带水,不冗长杂沓,透出一种职业军人的干练。

他的讲话内容主要依据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强调受过旧教育的学生要接受再教育,要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他敏锐地抓住连队中大学生的种种思想表现,予以解剖和针砭,使得无论是心高气傲还是心狂气躁的人都一概逐渐收敛了心性。

前面说过,这类学生连队的成员是“一揽子”收进来的,组成很复杂。如我所在的学生连,既有似我这样留待后期处理的问题严重者,也有主要是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一批同学,他们已然落实了分配单位,纯是来接受一段再教育,而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都曾夸口“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如今怎么竟被几个级别如此之低的解放军降伏了呢?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又何况还和一些“反革命”“反动学生”掺和一起,搞什么“一视同仁”,此气也实难忍。所以,实在说,一开始思想问题也甚多。

人大约既是很容易被抬起来,不知所以,也很容易被驯服。毋需多久,我们就看到,这些大学生,无论贤愚不肖,都相当老实、听话。

冬天,军营中除了学习、学习,偶尔也安排一点劳动。劳动,主要就是积肥了。一到掏粪池的时候,大家便争先恐后,粪水溅到身上,也尽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一个多人高的粪坑,跳将下去,誓要刮干净不可;或者,天不亮起床,赶到炮兵连的马厩去抢拣马粪,马粪蒸腾着热气,也全不怕被熏;出去散步,见到遗落在地上的马粪,会脱下衣服抱回来。在学习会上,大家就交谈自己在此过程中洗刷“旧思想”的体会。

朱连长虽然是个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却怎么看还是个穿上军装的庄稼汉。他很胖,嘴唇很厚,话不多,总是教大家怎么干活儿。他要谋划全年的生产和生活,虽然有伙食费,但远远不够,必须生产自救,第二年自己种菜、养猪,前一年需备足肥料。他的省俭是有名的,甚至要大家在路上将风吹落的树枝都捡起来,送到伙房。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他的号召下,都竞赛着做这样的极琐细的事。

军营中也有浪漫。那时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大家都要向“九大”献厚礼,女生排承担了绣一巨幅毛主席像的任务。像大约有一个双人床单那么大,下半部是朵朵葵花簇拥,不仅图像逼真,而且色彩分明。先做好了木制的像框,可供几个人同时刺绣,日夜轮换不停,终于赶在“九大”召开前绣制完成,连队参加县城里的庆祝游行,很是惹眼。

游行的事也是不断有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来,大家就会集合,敲锣打鼓,上城里去游行,不管如何,且将激情大大宣泄一下。连队有位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才子”,虽然是学新闻的,音乐上却颇有修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最新指示”完整地谱曲,并在队列前教唱:“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家从平铺直叙的散文语调中逐渐转向昂扬,唱上去,唱上去,也能感到一种难以平抑的兴奋。几遍之后,居然能脱开教唱,从头至尾唱下来了。“才子”因而很受指导员的器重,有时在别人劳动时,他坐在自己的床前,不停地搔着头,嘴里念念有词,是执行连里交给的作曲或其他的创作任务。但是,有一天,我们竟然听见了他独自一人在宿舍嗷嗷大哭,惊动了连部的人都跑过来劝慰他。问了别人,这才知道,原来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要来和他离婚了。

我们记得,还是刚到部队来没多久,他的新婚妻子就来过一次。极偶然地一瞥之下,那时的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妻子年轻而且漂亮,小鸟依人地傍着他,“才子”不好意思地回应大家艳羡的目光,又须臾不离地望着自己的爱妻。

部队明确宣告不许谈恋爱,但是对已婚者的配偶来部队探望,仍是很人道地安排招待所,让夫妇短期同住。“才子”的漂亮妻子接连来过两次,仅是这一条,就让我辈羡慕得要死,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姻缘会如此短促呢?

令人感伤的还不只是这一点,“才子”的身世更是叫人为之长叹。他十几岁就参了军,跟随部队进过西藏,后来,居然一举考进了(不是保送!)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这在五十年代真正是响当当的“名校名系”,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的才华。五七年“反右”,他因为写大字报乱“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几年后,帽子摘掉了,仍回人民大学学习,毕业时赶上“文革”,分到工作单位,单位负责人一看他的档案:“摘帽右派”,不敢收留,又退回学校,既然是分不出去,便“寄存”到学生连来了。

滞留学校的一段时间,以他的身份不便去参与“运动”,闲时就到处逛逛看大字报。一次在北大附中,邂逅了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这个女生,该女生对他一见倾心。爱情的力量端的是无可阻挡,无论家庭如何反对,她就是铁定了心,要嫁给这个年龄大她许多、前途未卜的“摘帽右派”。他来到“学生连”,她也立即接踵而至,曾经强烈要求留下,未获允准。然而,爱情的力量最终还是抗不住世俗社会的高压,她决定要和他分手,其时,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或者正是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孩子未来将面对的命运,迫使她必须尽快做出这个选择。所有挽回的努力都失败了,包括指导员也出面做她的工作,预言这个才华出众的人一定会有不错的前途。然而,决裂是异常无情的,她起诉到当地的法院,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当他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眼见有一个男人在门口等待着陪伴她……

他就像大病一场,消沉下去,再也难唤起那种富有感染力的激情。

在那里,我自己也曾遭遇过一场浪漫。

尽管我背负着相当严重的罪名,来到学生连总算暂时安顿下来,我的一位通过几次信却尚未谋面的女友,一意要趁春节来看我。她在北京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把长途电话辗转打到团部,告诉我她到达的车次,这使我或者连部都推却不了。我们还没有正式明确恋爱关系,所以只能告诉连部她是我的表妹,连部则认定来者必是我的“对象”,甚至干脆按部队的称呼叫“家属”,使得双方的关系迅速脱离暧昧而定位。

临近除夕,列车上只走下很少几个旅客,我很顺利地接到女友并将她带回到连队。因为她也是一名大学生,不容置疑地立即被安排进和我们一起接受再教育的行列,一起去贫下中农家中吃大年夜的忆苦饭,也一起去看县城礼堂的文艺晚会,只是在熄灯之后,我和她才避开众人走到操场上去谈话。

记得那天夜晚的月色分外皎洁,周边的一切仿佛都披上了一层银霜,尽管我一再向她吐露自己对前途的担忧,提醒她一定要做切合实际的考虑,却还是渐渐地忘却了身置何处,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美好的银色世界的主角,一径喁喁低语,交流彼此的爱意。

部队是禁止谈恋爱的,此举无疑触犯了天规,可是,直到现今,也想象不出究竟是谁在侦伺,四周似乎根本没有人影。不过,如果不是后面又发生的事,这也许还不会被大加责难。

第二天是个休息日,连队照例吃两顿饭,九点钟吃完早饭后可以自由活动。既然女友盛情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食品短缺的时候和地方,为什么不拿出来和朋友一起共享?从北师大一起来的人中,原就有一些是相识和要好的,恰好有一位天文系的姜兄已婚,老婆从老家来了,连队安排他们住进招待所。房屋虽是出奇的窄小,却好歹是可以自己支配的空间,大家遂相约借那里一聚。

聚会前后不过延续了一个多小时,五六个人,说些无关严肃的或沉重的或敏感的话,主要是吃。我们似乎已从厄运的阴影中脱身出来,在这传统的年庆日子,居然还能享受到如此轻松和亲切的气氛,品尝从首都北京带来的糖果与果脯,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悦。

很快就到了回连队吃下午饭的时间,集合的时候,我感到气氛有些不太对劲,几位连队首长都神情严峻地站在队列前面,不像往日绽露笑容。随即是指导员讲话,他用了大约半分钟扫视大家,在我的脸上似乎还多停留了一下,然后说,今天,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一小撮人“臭味相投”聚会在一起的严重事件,为什么这些人会聚在一起,很值得深思。大家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严密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警惕旧思想回潮。当然参加聚会的人也有不同情况,都要做深入检查。

我一听顿时就懵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不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吃了点东西吗?千不该,万不该,是我们几个犯错误或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了,或者说,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实际“身份”,说是“一视同仁”,实际上,还是外松内紧,严密关注。(另外我也实在失于无自知之明,在这里,我们所能领到的人民币就是有明显区别的,大多数人拿的是大学生毕业工资42元5角,而我们少数所谓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则拿的是20元生活费。)

接下来是开展群众性的批判,我们几个被批判者立马拉开距离,自不必说,其他人也尽量避开我们,而我的女友则早已花容失色,她将这起祸事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为此向我连连道歉,原定的行程也不得不改变,迅即离去了。对于这个年轻浪漫的女大学生,这是一帖最有效的清凉剂,她得以和我的现实生存真相直接接触,关于未来的一切虚幻的想象都被彻底击碎,再经考虑,这一段短暂的恋情也就正式画上了句号。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连队要开拔到离沙城几十公里以外的涿鹿县,那里有部队的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种水稻,在一个叫“下花园”的地方也经营着一个小铁矿。比起困在营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政治学习来,大家似乎还是更乐意于到广阔天地间去参加劳动。在行军去目的地的途程中,宣传队仿照正规部队,不停地演唱和打快板为大家加油。

在我们到来后不久,正规部队就接到紧急战备命令“上坝”了。按当时的形势,战事似乎一触即发,由我们接手这支战斗部队的后方生产支援工作,意义就特别重大。我们排有一位也是从人民大学来的哲学系的朋友,精神多少受过一些刺激,当时表现十分亢奋,一次竟然一口气吃了十多块大油饼,弄得他肠绞痛发作,赶紧送到师部的医院急诊,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苏修”就要打过来了,他必须吃得饱饱的,和他们决一死战。

我们住进本团特务连的营房里,朝南一排低矮的土坯房是我们各排的住处,东西两边还有几间房分别是连部和伙房,四周都是水田,离附近的村庄有一段距离,任何一个走近这里的人,都会立即进入我们的视线。

实在说,在这长城以北的地方种稻田的活儿很苦,我们要育秧、挑秧、插秧和一遍遍薅秧,直至水稻成熟,割秧、脱谷、打场。大家整天泡在泥水里,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碰上冷天,寒风吹过,沾满泥巴的腿上,会绽开一个个小口子,疼如刀刺,有人只好用胶布贴上,两条腿就像布满了白色的鳞片。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已经被证明能承受部队的生产任务了,他们年龄一般比正规部队战士稍大,又有了吃苦的精神,干起来似乎还更能胜任。风吹日晒,一个个脸黑了,身体似乎也壮了,学生连的人穿着破旧的军装,有的剃了光头,休息日里,三三两两走在街上,还成了当时涿鹿的一道景观。

这样的学生连战士怎不可爱?师部决定召开“大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意在表彰一批先进分子,当时我也被抽去写典型材料。听说邓小平的一个女儿在本师的另一团,师部想让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发言,报上去却未获通过。也大约是这种直接接触和相处的关系,部队对这些学生的态度总体上是宽容、欣赏和亲切的。有一次,我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号声显得很不寻常,大家顾不得洗去腿上的稀泥,往连部跑过来。好家伙,却原来是傅先辉军长亲自来看我们了,这可是难得见到的大首长,忘记了当时他都讲了些什么,只记得这个胖乎乎、笑嘻嘻的首长很是和气,一再叫大学生们往前坐,这件事让大家兴奋了许久。

部队在当地设有生产股,具体管理现场生产活动,有一位副团长,一直亲自督导,对学生连也严格管理,一丝不苟。有一段时间因为调整营房,我们暂借附近村庄的老乡房子住,一天干活下来,疲累不堪,晚饭后,夜色已深,都收拾着准备就寝,集合号却响起来了,原来是通知到营部去看电影《地道战》。这《地道战》何止看了五六次,大家实在不愿意去,无奈“军令如山倒”,只好整队前去。偏偏一等再等,拷贝就是送不到,也不知是谁作了决定:今天不看了,等通知。刚回到住处要睡下,集合号又响了,说是片子到了,还是要去看,有人便恨恨地说,“这不是折腾人吗,枪毙了我,我也不去。”这时天又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雨。于是,有人去找朱连长求情,朱连长实在有点心疼大家,同意不愿去的就不去了。次日一早,队伍到了地头,只见副团长先已到了,黑沉着脸,命令朱连长出列,问他为何晚上看电影学生连不到。朱连长知道辩解无用,嗫嚅着说不出什么,挨了好一通训。

我们不知道在这里的日子还要过多久。虽然看上去大家相当安定,实则内心里还是希望能快些出去,终究这里缺少自由。不断有消息传来快要分配走人了,每一次连队都会要抓“活思想”,要大家批判临时观点,树立牢固的“扎根一辈子”的思想。如果是上山下乡,“扎根一辈子”犹有可说,在部队怎么能“扎根一辈子”呢。何况,不久连陈指导员也调走了,去军部的医院去做协理员,朱连长好像是复员回家了。连里又来了一个新的指导员,很年轻,比较活跃,过年的时候,他的新婚妻子从老家来了,就住在连部。爱开玩笑的大学生在他的房门前贴上对联,道是:“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苦干实干生产成果累累。”这相当于现今的荤段子,大家看了哈哈大笑。

有一段时间,女生排留守在沙城营房种菜,我们也很想念她们。身边缺少异性,生活就毫无色彩,尽管有她们在一起,也是严格地“授受不亲”的。后来她们也终于来了,完全是生产任务需要,无意中也解决了一种心理上的缺失和平衡的问题。

尽管部队命令严禁谈恋爱,违者甚至被提到“毁我长城”的高度,然而,青年男女的情爱仍然阻遏不住,不时会有一些“绯闻”传出:谁和谁好上了,他们在暗通款曲;谁和谁相恋被发现了,受到了批评和警告,但是不服,还在“地下活动”。

不过部队毕竟是部队,在这里,无论如何柔情蜜意,也绝对不会出现勾肩搭臂,出双入对的现象,真正从地下转到地上,是在即将分配离队的消息被证实之后。那时,一天之内就有一两起具有某种“爆炸性”的新闻,我们顺着新闻提供者的手指方向望过去,果然,就看见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立着一对男女主人公的身影。虽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大家也能马上判断出是谁和谁。

最具有“爆炸性”的,是地质学院的何君和北师大的李君这一对恋爱关系的公开,没有亲眼看见之前许多人都不相信。

何君是地质学院有名的美女,颀长的身材,鹅蛋脸,大眼睛,气质很好,据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在当时虽说不是一个好出身,只要父母不是被打倒的对象,对于一些人来说,却也还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一种背景。她在校、系中有不少仰慕者,地质学院同到学生连的人中也有,但大都畏葸不前,或者就碰过钉子。而李君则完全属于另一类人。他是北师大的有名人物,做过校革委会的常委,因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推翻谭厚兰,被逮捕入狱,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出狱后也被送来此地待处理。李君高个宽肩,方方的脸庞常挂笑容,是个很谦逊、可爱的年轻人。对于这样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特别是一些与何君同校来的人,与其说是不敢相信,毋宁说是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师大来的人许多都有严重问题,虽说部队在教育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事实上总是有区别的,是内控的,何君放着那么多出身和其他条件好的人不找,偏找一个这样前途未卜的人,难道不怕连累自己和家人吗?

大概任何时代,世上都会有一些立意和表现不俗的人,何君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位。她不但毅然将她与李君的关系展现于连队所有人的视线之内,而且还采取了更加令人震撼的后续行动。按规定,何君属于已经分配了工作单位的,首批就离队了,她没有马上奔赴工作单位报到,而是住在北京等李君的到来,却没想到李君未获分配,又被押回学校继续审查。这次审查采取了很高级别的监管措施,完全与外界隔绝,李君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墙上贴着“李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字标语,足见性质之严重(实则后来落实下来并无什么严重问题)。何君来探视,遭到拒绝,但她锲而不舍,执着地向主持其事的工军宣队要求,最后获得同意,二人就在李君被隔离的房子里成婚。

我们无法知道他二人成婚时可有过什么哪怕是最简单的仪式,或有无第三者在场,但是有这样一往无前的爱情到场,他们的成婚无疑是很有亮点的。那个时代无数辉煌的人和事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他们的婚恋,还闪耀在我和我的朋友的记忆深处。

从1968年秋到1970年秋。我们在学生连整整度过了两年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部队的生活像是一个港湾,有多少惊涛恶浪都暂时被阻挡在港湾之外,学生连时而也会有一些波澜,但大抵都不会使我们有被倾覆的威胁。只是在快要离队之前的几个月,一场叫做“双清”的运动突然袭来,港湾里一时间也真的是云飞涛走,换了一幅气象。

所谓“双清”,一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任务,其实,还是北京市有关方面和我们所在学校交付的,我们人虽然在部队,所属的关系并没有脱离学校。团里派来了工作组,由一位年轻英俊的赵副营长负责,他和指导员的年纪都不如我们中间许多人大,但是,他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我们面前很有威严。

刚开始还没觉出什么,闲散一点的时候,他们还随便和我们什么人说说笑笑,后来,我就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有意回避我们中的某些人。班、排干部在频繁地开会,领受任务回来后,说话渐渐已有所指,大家吃喝拉撒全在一起,可是,你仍然能感到在受到布置妥当的严密监视。

我不幸又成了一个重点。在不指名地批判中,我被称作是少数有严重问题至今未交代的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掌握了什么问题,于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我猜想莫非又是哪位旧时同窗在外地出事,交代出我们一起有“攻击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若就是有,也犯不上此时来搞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我早有此类或更严重的纪录。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是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任务需要,另一面是对一些人问题的深浅不放心,还要保持高度警惕。在运动逐渐升温的时候,我们曾被命徒步走到在宣化的师部,参加了一个交代政策的大会,会上当场宣布抓捕了一个什么人,以体现“顽抗到底”的下场。

一切似乎都还处在斗争前奏的阶段,大批人的分配就开始了,人们的斗志一下便松懈下来,忙着告诉家人,整理行装,吃告别酒。这时还传来过一个噩耗,某地一个学生连多人乘的一个卡车,在高高兴兴去某处参加告别活动的路上失事了——一根斜倒下来的电线杆迎面砸死了许多人。大家的反应是必须从快离去。

学校派来了专人——两名军宣队员,将我和另几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前校革委会的常委李君,一个是政教系的周君,还有一个是体育系患精神病而有“反动思想”的曹君)押回去继续审查。我们的起点是学校,终点还是学校,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尽管如此,两年部队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归于零,正像本文一开始所描述的,无论岁月的尘烟如何掩埋,在我们自身的生命成长中,总能找到它的历历遗迹。

(原载金宏达著《金顶恒久远》。追记于2007年,2017年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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