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恶性伤医事件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制度性问题

有分析认为，这起事件折射出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问题。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横河说大规模的医患紧张关系跟中国特色的医疗改革、医疗产业化有直接关系。在大多数国家，医生是服务行业，是为病人服务的，在服务中，从专业角度，治病救人是第一位的。因为给予的是很好的服务，所以收入都比较高。

但是中国的医疗产业化，淡化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服务功能，强化了买卖关系。当然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情况，但是在其他国家是付费多少、享受多少服务。

在中国，这方面就比较弱，医疗产业化的结果就是在病人和医生之间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相对对立的紧张关系。

嘉宾：公共卫生治疗项目主任贾平；独立时评人横河

就这个案例来说，有个很奇怪的问题，至少在美国，如果你向医生发出威胁，警方会马上介入，这属于刑事犯罪。

另外，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以药养医，因为政府没有补贴，医院就想尽办法从病人那里找钱。中国的医生和药在一起，这在美国也不是这样的，医生和药是分开的系统，医生为你开这种药，是没有好处的。中国以药养医，就造成收入问题。

另外在中国，其他的服务跟不上，在这个案例中就存在这种问题，高龄晚期患者在美国会转入关怀医院去，已经不提供治疗，但是也会提供服务。但是这些制度都是表面现象，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大陆现在都是互害社会，无论是食品还是什么，做这种服务的人是不会消费自己的产品的。但是医疗部门的特征就是为病人服务的，和生命有关，和其他领域的互害关系相比，就更加突出。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司长赵宁表示，这不是一起医疗纠纷问题，而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中国国家卫健委不认可这起事件源于医疗纠纷？去年，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尽管对医护人员的袭击看似令人担忧，但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他说，2016年中国诊疗量为80亿，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总人口。而同期医疗争端为5万件，只占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不存在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

横河说从案子性质来说，当然是个刑事案件，而且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但并不表示这不是医患纠纷，医患纠纷导致了刑事案件，这不能分开说。

医患之间的纠纷牵扯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定性这个案例。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医闹的行为，很多已经是职业医闹了，职业医闹的案子多大程度上被定性为医患纠纷？很多没有解决的、被调节的纠纷既没有赔偿，也没有走刑事渠道，这其实是维稳思维在医疗界的反映。

案子越少越好，群体事件到了一定程度后，就不再报道或者上报了。官方数据有多大程度值得相信，是另一回事。

平均来说，美国的医患纠纷都是走的法律渠道，所以美国有保险，官司，用比较文明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不在法律或者申诉体系中，体系不完善，还是维稳思维。并不把这个作为社会上需要解决的矛盾。这种事情长期存在而不被重视，整个当局不把它作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内部系统的维稳需要。

《纽约时报》2018年发表过一篇长篇报道，讨论中国的医疗制度危机。（《纽约时报》：中国的医疗制度危机：排大队、“医闹”与不信任）这篇报道提到，中国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整个医疗制度的解体，“政府补贴大幅削减，医院不得不想办法来创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是导致目前医疗制度出现一些严重问题的原因？

横河说医疗改革和经济改革存在同样问题，这是个整体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医疗都是两边占，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

医疗在国际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包揽，福利国家是这样。美国是私有制，政府是调控作用。中国现在是两边占，经济上要求自己养自己，但是行政上就加以干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特色医疗体系，这种矛盾是不能用行政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的。

医疗资源有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比如达到几级高干了，就全包并且医疗资源非常好，但是老百姓和中产阶级依靠医疗保险，到了一半的老百姓就很困难了。

医疗资源整体上看是缺乏，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分配不平衡。权贵集团不会放弃他们优厚的医疗待遇的。所有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都落实到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患者不知道找谁，只能找给他治病的医生。这对医生来说很不公平，但是制度就是不希望你上交这种矛盾，也没有仲裁机构。

在中国，这些问题目前没法解决，比如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还有人才流动，人才流动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完全私有化，而是行政干预的私有化，这是最糟糕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