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确立极权统治，取得在精神领域的控制权，遂针对知识份子开展了“洗脑”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归来的知识份子，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更有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这些不仅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党专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顾名思义就是将不正确的思想“归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具体方式就是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中共的“洗脑”不是简单的洗澡，它不仅要在身体上达到控制的目的，更要达到对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启动前，由周恩来亲自示范，在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份子为什么需要改造。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公开解剖自己，让知识份子深受感动，他们也学着向党“交心”。
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对于“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谙熟在心。他们将改造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进行自由讨论；第二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面临着集体的压力并唯恐自己被运动拒之门外。不管参加者是否愿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点并接受别人的斗争，并很快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该人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灵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经过净化的这个人，觉得只有听从党的权威才可以获得解脱，因此完全依靠了党。而党的目标正是改造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让党在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改造从最初的“和风细雨”也慢慢转变为“疾风暴雨”。在这场所谓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检讨书。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
其它报章也纷纷跟进。曾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其长文，题目即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真心地悔过，并决定“今后政治上讲一切听从中共领导”。还有潘光旦、费孝通、吴宓等大知识份子都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让曾将自由与民主视为不可侵犯的知识份子能接受思想改造，除了中共谙熟的手段外，更在于知识份子自身对中共本质认知的缺乏。一方面，新政权建立后所暂时带来的所谓新气象，让知识份子沉迷在中共是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假象中；另一方面，人民所展现出的热情，让渴望国家安定、生活幸福的知识份子感受到了“小我”的无助，感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因而知识份子的“原罪感”开始发酵。即便在运动中感到无奈和不满，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
虽然也有人抵制思想改造，但大多数是不认为自己需要改造罢了。如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崔之兰在他的检讨书里就说过：“我最痛恨共产党提知识份子改造，认为即使要改造，至多是那些同国民党鬼混过的知识份子，我的身家清白，教学胜任，怎么同那些人一概而论？”周培源也在检讨文字里记下了他曾认为自己可以“不学习而搞通思想”。
而拒绝思想改造、继续秉承儒家“士大夫”气节的陈寅恪曾经写诗嘲讽那些向中共投诚的知识份子：“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通过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知识份子接受了效忠的应该是中共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知识份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则选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此后的中共并没有放过那些知识份子，随后掀起了对知识份子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2011-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