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时，继续开会，由秦邦宪挂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战略和战术问题
采取积极防御，红军主力以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守备北面防御阵地，阻止敌军向苏区前进，主力集结控置于北线阵地附近，准备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之短促突击战术，各个消灭敌人。
（二）充实红军问题
加强动员工农参军，限于一个月内充实红军主力，继续每一个县编组一个模范师。
当讨论第一个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曾热烈发言，他说：这个战略提案比较正确，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派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集结于北面之闽赣边区之宁化、石城间，待敌深入；然后选择有利目标及有利战场，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敌突击，机动作战，每次战斗都求速战速决，一举而歼灭敌人。我们但求打一次至两次胜仗后，敌进攻的形势即要改变，而予我们更多的胜利机会……
但讨论的结果，李德等坚持要以红军主力之一部担任防守北面防御阵线，而将提案通过。第二个扩大红军问题亦照提案通过了。
这时已是午夜，主席秦邦宪宣布：会议准备连续三天，白天不开会，各同志个别自由交换意见，每晚八时开会……旋即散会。
第二天晚上八时继续开会，讨论第三个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
（一）转移作战的目的和方向。
（二）转移作战之时机。
周恩来首先提出具体意见，略云：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我们希望在今次会议所决定的新战略，能将形势扭转过来，但对于应付形势恶化的准备是不能疏忽的，认为军事以胜利为主，我们从事内线作战，若不能达到战胜的目的，就要转移为外线作战，目的还是消灭敌人，保卫苏区。因为我们转移到国军封锁线之后，即以运动战向敌人的外翼进攻，或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进攻，敌人即必放弃进攻苏区，转移兵力对付我们红军主力。这样敌人对中央苏区围攻的封锁线，不攻自破，苏区也就可以保全。但从那一方面转移作战？也即是说从那一方向突围出去，有利于我们转移及转移后作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时中央苏区形势，是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
（一）是向东北突围，沿闽赣边转移到闽浙赣边，以闽北苏区及赣东北苏区为根据地，转向围攻苏区国军之外翼进攻，如金溪、抚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广德等之苏、浙、皖，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挺进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第二军团会合后，向湖南之衡阳、长沙方面进攻。
这两个方案，他认为以第二方案为最有利，因活动范围广大，不受长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关于时机问题，则认为必须在敌军末超越北面阵线即石城、博生（宁都）、胜利（龙冈）之线为宜。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即发言：
（一）他同意于内线作战陷于不利时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
（二）突围之方向，他主张向东北沿闽赣边区进出闽浙赣区较为安全，因为这一地区有深山密林为掩护，敌军亦较薄弱，若利用闽北山区转移，可不用作战而进出国军封锁线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赣东北及闽北苏区之掩护，至于活动范围，有苏、浙、皖、赣各省，尽足转移作战。
接着林彪、彭德怀相继发言，反对周议，赞同毛议。争持相当热烈，但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第二天下午四时，秦邦宪、李德到总司令部，约我到楼上（李德、周恩来办公厅）研究突围准备工作，朱德、周恩来、项英均在座。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经过研究的结果拟定：
（一）派方志敏率十九师为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总司令，向衢州方面挺进（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础），创造皖、浙、赣边根据地。
（二）将湘赣边区六十七、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六军团，以萧克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王震为政洽部主任（原是萧克十七师政委），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
（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并由会昌移至云都县城，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如西南之敌情，碉堡建筑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测，湘桂边区侦探之派遣……等均须缜密进行。
晚上八时又继续第三晚的会议，开始时由秦邦宪将小会议拟定三个问题提出讨论，毛泽东仍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其他同志发言情形亦不热烈，只是稍为说明后便通过了，会议即宣布结束。
散会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项英拉着我的手到我的办公厅坐下，两眼望着我说：艰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为然，我对他说：这个赣南军区的工作不难做，因为粤桂合作反蒋形势已将成熟，我判断粤军必不会再进攻南面苏区，其他的任务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侦探时的一笔现金开支请你注意不要为难我就得了。他听我说得轻松，他亦笑起来，对我说：我以为很艰难呢。关于侦探人员所需之现金，绝无问题，将来你到职后，做个计划来军委会就是了。
时已深夜一时，他才带着两个特务员回去。他走后，我觉得他是对我最关怀的一个同志，我心里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间接代红军总部参谋长，历时两个多月，是处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中，但因为总司令部的五个主要部门，作战、军事教育、供应的部长是红七军的老同志，各项工作进行，我不用十分费神；政治部是独立的，与我只是发生横的联络关系；惟有情报部，业务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点，就注意到该部的工作上，部长王铮，是一个有科学头脑，而且精通无线电科学技术的人，且作事负责，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该部的工作，故在这两个多月来，我的工作表现是为中央各领导同志所赞许的。对于各军团首长的关系，因为我日夜注意各军的动态，凡可通电话时，我经常以电话和他们联络；不可以通电话的，我便给他们无线电联络，所以很密切，在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我有心病的彭德怀，对我的态度亦已完全转变，他每次到总部，都来看我，前方情况，亦经常亲自直接用电话向我详述。因此，这一段时间虽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