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特首挥舞《逃犯条例》之剑，捅破了香港社会肌体上多年红肿的脓泡，虽然恶剑已回撤入鞘，但脓泡依然污血如注，一片狼藉，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经济受到重挫，社会空前撕裂，官民对抗、黄蓝互斗、警民冲突，都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香港深陷的这场危机，究竟是何性质？
在今年8月中旬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北大法学院教授、曾任中联办法律部研究处处长的陈端洪认为，香港目前局势可能是一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或者经济危机，但不一定构成宪制危机。笔者认为，除了经济危机另有香港自身的全球化、市场化原因外，其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无疑都与林郑的所谓“宪制新秩序”有关，目前香港正面临一场宪制危机。
实际上，早在2007年，陈端洪教授就预言了今天这场宪制危机的发生。他曾在一篇题为〈香港《基本法》主权话语〉的文章中认为，如果香港普选中的特首提名人不是中央属意人选，就需要重新协商或选举，“此时就会出现一个在性质上类似于‘宪法危机’的《基本法》危机”。于是，中央通过操纵提名委员会，避免了特首产生时的危机出现，却留下了日后特首执政过程中种种祸根，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宪制危机终于被今天的反修例运动引爆。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香港特首的合法性，究竟是由中央授权获得，还是必须通过真普选，依靠港人授权获得。
政治授权有两层意义：一是主权意义上的授权，即国家主权权力是由人民权利让渡的结果，谓之本源性授权；二是国家主权权力通过宪法法律就地方事务进行的授权，谓之过程性授权。很显然，中共的所谓主权并非由全国人民（包括港人）通过普选让渡而来，而是靠枪杆子获得，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未经本源性授权的所谓主权缺乏正当性，其衍生的过程性授权自然就丧失了有效性，这就是香港爆发宪制危机的根本原因。
主权是中共极权的欺骗性外表
人权是主权的来源，无视人权（包括选举权），主权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严厉地批评，貌似正常的主权国家，就是“真实中国的欺骗性外表”。近日他在新着《特朗普vs中国：正视美国最大的威胁》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极权的共产国家”，美国人一直称习近平为“总统”其实是个误称，如果改称习为“总书记”，就会很快理解到美中体制的巨大不同。
中共一直强调，香港不是主权国家，不能进行一人一票的普选。然而，目前很多国家所辖的地区城市都实行了普选，不少当选的地区行政首长就是与中央执政党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在野党人士，如伦敦市长为工党的简世德、东京都知事为都民第一会的小池百合子。
所谓主权国家下辖地区不能实行普选，完全违背了民意授权的现代政治原则。可见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过是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又一次政治化妆，都脱离不了“百代皆行秦政治”的专制巢臼。早前传出中央计划林郑明年3月下台，香港回归后换了四届特首，一蟹不如一蟹，已充份说明，改人不改制，根本化解不了这场宪制危机。普选是港人通过本源性授权，真正分享到（而不是独占）主权，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香港普选将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典范，还是继续成为专制的反面教材，或许就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