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至1971年8月，北大迟群党委曾分几批把2200多教职工迁移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此处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在此，北大教职工曾大面职患上血吸虫病，有人为此丧失生命。对此重大事件，许多回忆文章都曾涉及，但鲜有详细记载与评述。
1969年7月10日，北大工军宣队领导派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筹建农场。8月13日、27日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共约600人赴江西鲤鱼洲进行建厂劳动。
1969年10月27日，北大全校20个单位1658人（全是教职工，没有学生），分批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下乡种地，改造思想。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重疫区。清华的五七农场也在此处。全国那么大，为什么非选这么个血吸虫重疫区办农场？许多老师说是为了对他们劳动改造。看来不仅仅是改造，还有惩罚之意。据了解内情的人反映：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北大工军宣队负责人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在半山腰，整天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人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早在五十代，因血吸虫危害巨大，严重影响南方人民的生产、生活，“血防”成为重要国策。鄱阳湖区是远近皆知的血吸虫病重疫区，人烟稀少，人们路经此处都不敢逗留。
北大教职工去鲤鱼洲近两年之后，1971年6月10日北大江西校革委会才上呈校领导《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情况的报吿》。报告说：“分校地处疫区，尽管……积极防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从5月21日到6月6日17天内，对分校10个连队358人进行检查（按：是抽查），查出病人（患上血吸虫病）150人，占己查人数41.9%。加上5月20日查出的33人，共183人感染了血吸虫病。病人中，1969年8月至10月来场的（先遣队人员）占91%。”
6月12日，江西分校党委再给北大党委、革委会发函，说：“分校（所在地鲤鱼洲）四周，都是血吸虫较严重的疫区，到12日己查出病人二百余人。”
6月19日北大、清华两校合办的江西德安化肥厂在所写的《血吸虫普查情况报告》中记载：5月30日至6月15日全厂普查血吸虫病，其中北大129名教职工中有115人感染血吸虫病，占89%。教职工们反映：在北大农场所在地，苇叶上的露水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北大分校不少人员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效果有限，情况持续恶化。当时，南昌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于是，北大办起了农场医院，就地治疗。可是当上级派人前来视察时，领导还隐瞒实情，不让教职工、工农兵学员据实以报。
从1969年7月北大先遣队去鲤鱼洲，过了两年时间，江西分校才向北京本部的北大党委告急，那时教职工患血吸虫病的疫情己很严重了。在这两年的时间内，江西分校的8341领导难道对当地血吸虫疫情及其危害一无所知吗？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向北京告急？
1971年6月，北大江西分校领导连续向北京总校领导紧急报告吸血虫病的严重疫情，但鲤鱼洲农场并没有立即撤点，直到1971年8月才撤销，搬到北京大兴农场。北大党委在6月得到江西的多次紧急报告后，又延迟了二个多月才搬离了地处江西血吸虫重疫区的农场，不知又使多少教职工感染血吸虫病。反正王连龙、迟群、谢静宜这些暴发的文革新权贵用不着去鲤鱼洲下水稻田干农活，用不着踩着泥水修筑堤坝。北大鲤鱼洲农场撤点时，校党委对撤销理由，在内部只轻描淡写地说，对“当地血吸虫情况原来调查研究不够。”而校领导对外、对教师们所说的撤点理由，只是说当地教学条件太差。
血吸虫病是种可怕的寄生虫病，它们大量存在于江西鄱阳湖区，特别是鲤鱼洲一带的河流、湖泊及水田中，以人、畜身体为寄生体。其尾蚴10秒钟即可经皮肤钻入人体内。幼虫一旦经皮肤、口腔侵入人体，便会寄生于人的肠道膜的静脉血管，而后随血液进入人的脏器，特别是肝脏，在肝脏繁殖。一旦肝脏严重损伤，肝细胞不断坏死，便不可逆转。而后会肝硬化、肝肿大，肝坏死，脾、胃、肾、脑功能也大受影响，直至死亡。人一旦患上血吸虫病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潜伏、恶化的时间，有的人会拖得很长，有些人在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因肝病不治而死亡。
北大、清华的8341领导王连龙、迟群、谢静宜即使不懂医学常识，也都熟读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北大、清华的几位“四人帮”的喽罗不是把“瘟神”送走，而是偏要把中国的知识精英往瘟神那里送！北大因血吸虫病到底死了多少教师？迟群主持的北大党委始终没有彻底调查、统计、公布、当然更谈不上问责、道歉、处理和赔偿。
人权的首要内容是人的生存权，是人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力，是健康生活的权力。迟群之流无视人的生命权、健康生活权，任由血吸虫病残害北大、清华知识精英的健康与生命。这是草菅人命，是令人发指的践踏人权事件。
我的第一位北大授业老师也是我毕业后亦师亦友的魏杞文老師（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讲师），1980年8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历史系做研究与进修。行前检查身体发现肝大、脾大。因无其他不良症状，他照常赴美。在美校园他因肝病倒下住院，而后躺在担架上乘飞机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于1981年8月5日去世，死于肝病。当时朋友与家人怀疑死因与血吸虫病有关。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魏老师的夫人丁始琪老师。丁说，那几年前后有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在鲤鱼洲时的壮劳力），得肝病去世，传说与血吸虫病有关。当时有朋友劝她对魏杞文的遗体做生理解剖、检验。但丁始琪当时想，人己经走了，做什么也找不回生命，于是作罢。丁始琪是北大国际政治系讲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博士的堂妹，魏老师去世后，她于1983年移民去了美国。
丁始琪在美国告诉我：1971年从江西南昌回北京的教职工们，很多人不知道江西农场曾对部分教职工进行过血吸虫病抽查，且患病率高达40%至80%（不同人群）。回北京后，北大没有对返京人员严格地进行血吸虫病专项普查。丁说自己就不知道应去做专项医疗检查。更不知道，如发现患病应去进行早期治疗，可以治好。她说，1980年前后教育部统计清华、北大教师的死亡年龄，平均年龄是47岁，极不正常。问题在于：迟群封锁了江西分校于1971年6月对血吸虫病的抽查结果，封锁了撤销江西分校的重要原因是因鲤鱼洲为血吸虫病的重疫区。江西农场的教职工回到北京后，迟群严重渎职、不作为，没有安排返京人员对血吸虫病严格地进行专项普查并提醒、安排患者治疗。丁始琪向我证实：她从江西回北京后就对这些防疫措施一无所知。这不是草菅人命吗？1980年前后（血吸虫的潜伏寄生期对某些个体可长达八九年、十几年），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因肝病去世，始终对死因不明不白。
迟群、谢静宜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病大面积伤害北大、清华的教师，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反人类罪行！此事件至今没有问责并彻底清算！世人皆知：六厂二校之中的二校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北大、清华的五七干校及教育革命，毛泽东会不过问、不知情吗？
《记忆》2016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