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于10月31日闭幕。全会的重头戏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1月5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这一《决定》的全文。
习近平在全会上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引用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讲的一段话，邓小平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决定》全文很长。其中心思想就是，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新体制；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之所以说基本成型，是因为现在离中共说的“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即中共建党一百年2021年还有两年；离邓小平92南巡说的“再有三十年”还有三年，《决定》中还谈到要“深化改革”，因此还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成型，但已经是基本成型了。
《决定》的发布意味着，在中共那里，改革已经终结或基本终结。
我们知道，毛时代的关键词是“革命”，邓时代以来的关键词是“改革”。在邓时代，改革意味着对体制的改革，意味着改革体制，即对原体制的基本理念及制度架构进行改变。尽管说，这种对体制的改变、对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的改革实际上早已经终结，但是《决定》的发表毕竟是正式的宣布。中共以后还会讲改革，但以后的改革不再具有任何改革体制的意义，而只是在既成体制之内的小修小改而已。
习近平在对《决定》的说明中，竭力表明他是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但实际上，习近平路线已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背离了邓路线。例如，习近平取消了对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例如，习近平重新提出毛泽东文革期间的口号，“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例如，习近平主张国进民退，加强对私人企业的管控以及对私人企业家的打压。这就是说，习路线是对邓路线的某种背离，以及对毛路线的某种回归。
不错，不论毛路线邓路线还是习路线，都是党路线，但是其中的差异仍是不容忽略的。重要的是，《决定》的发布意味着改革的终结。这也意味着，那种以为中共的改革会把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期待的彻底破产。不论是全会发布的公报还是全会通过的《决定》，都反复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就在全会闭幕的当天，新华社发表报道：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所谓“中国特色”，用官方的话就是，为世界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方案”；所谓“中国之治”，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就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先前的警告：共产专制下的中国崛起，是对自由民主的巨大威胁，是对普世价值的严峻挑战。
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其主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尽人皆知，中共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其实就是改掉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比中国在经济上更不社会主义的了。我们知道，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一词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本来是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那里，则是指福利国家，指高税收高福利；各种型号的社会主义总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重视劳工权益，保护弱势群体，强调公共福利，降低贫富差距，等等。如今中共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如今的中共，最不关怀劳工权益，最不保护弱势群体，最不强调公共福利，贫富差距最悬殊。习近平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也在走回头路，但是离传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南辕北辙。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无怪乎很多西方人把如今中共在经济上搞的这一套称之为资本主义，但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不久前，美籍日裔政治学家福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如今，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可能的对手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公开宣称中国的制度更优越，因为他们可以长期保证稳定和经济增长，而民主却做不到。如果再过30年，中国果然变得比美国更强大更富裕而且依然很稳定很统一，那将是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严峻挑战。
也是在不久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和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就中美经济战、中国的崛起等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两人打赌，赌金20万人民币。林毅夫断言：“20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尼尔·弗格森则说：“我敢打赌，中国不会超过美国。”
我早先讲过，谈论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要看你比什么、怎么比。要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并非不可能，也不足为奇。毕竟，中国体量超大，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中国的GDP总量就超过美国，就成世界第一了。比照台湾，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人均GDP就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了，如果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台湾一样，那么中国早在80年代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看一个国家富不富，应该看它的人均GDP而不是GDP总量。不过看一个国家强不强，则应该看它的GDP总量。当然，只看GDP总量也不行，还要看它的科技能力和军事力量。迄今为止，中国在二次创新上颇有进展，但是在首次创新即原发性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在不自由的体制下，这一劣势很难扭转。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军力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要超过美国谈何容易。不过我们也不可忘记，作为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在使用军力的意志上要比民主的美国更强，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它对民主社会、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中共在《决定》里展示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可见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可见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其实不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先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以改革的名义分赃”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之上；中国的政治稳定，是建立在六四屠杀、建立在高压维稳之上。因此它造成的发展必定是片面的、畸形的；它不能满足还必须压制现代人最基本的需求，即对自由与尊严的需求，因此必定是有害的、危险的，也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共专制政权，我们一是要认清它反自由反民主的罪恶本质，二是不可低估这种邪恶所特有的巨大能量，三是要坚定战而胜之的信念。这是攸关中国命运的决战，也是攸关人类命运的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