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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5)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分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22]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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