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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5)

自1931年3月处决权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肃反成了闽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闽西政府要求各地在两个月内肃清“社党”。在上级号召的推动下,各级组织均以捕人愈多,处决愈快为革命最坚决的标准,一些对运动稍有怀疑的干部,迅即被草率处决。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卢肇西、曾牧村等因“对特委将社会民主党名单要他拘捕,完全犹疑不坚决的态度”,而被冠之以“杜党”罪名处死。

为自保性命,各机关实际上展开了一场杀“社党”的大竞赛。一旦开了杀戒,杀一人与杀一百人都一样,肃反干部的疯狂与内心恐惧交织在一起,只有通过杀更多的“社党”才能舒缓心理的失衡。于是,“肃反”野火越烧越旺,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来抵达闽西后才被扑灭。

张鼎丞对闽西肃反惨祸应负的另一份责任还在于他对主持肃反大计的林一株没有发挥应有的约束力。林一株为闽西地方干部,是闽粤赣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闽西肃反中,担任权势极大的闽西政府肃反裁判部部长,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人物。有论著称,林一株“在处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时,完全背着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真实性,因为林一株直接听命于邓发,且有擅权之恶名。但是作为闽西党的元老,张鼎丞应对本地干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将闽西肃反惨祸的全部责任推到邓发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张鼎丞与此毫无关系,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在闽西肃反中,张鼎丞始终处在安全和有权的地位。而在肃反高潮中,许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张鼎丞能对林一株发挥某种约束力。

在收到周恩来起草的批评闽西肃反扩大化的8月29日来信后,闽西最高领导对林一株的约束力立时就显现出来。邓发等把肃反干将林一株等抛出来,送上断头台,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林一株在肃反传送带上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站。9月29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九十七号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指称罗寿春(闽西政府秘书长)、张丹川(闽西政府文化部长)、熊炳华(闽西政府劳动监察部长)等八人为闽西“社党”核心人员,分别予以处死。

张鼎丞在闽西肃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受到赣西南“肃AB团”的严重影响。这个时期,闽西与赣西南的交通虽未打通。但两地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张鼎丞与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相识。率先在闽西打“社党”的闽西地方部队红十二军的主要领导人谭震林、罗炳辉都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派来支持闽西的。在赣西南发起“肃AB团”,尤其在富田事变爆发后,张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动,继而“头脑发热”应是不奇怪的。

对于闽西肃反惨祸,任弼时也有其间接的责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闽西肃反走向高潮之际,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在前往赣西南途中路经永定县的虎岗,任弼时向邓发等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闽西“集中火力反右倾”。闽西本来就左祸严重,如今又再“反右倾”,只能使左祸连天。任弼时在对待邓发与项英的态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时在抵达赣西南后,不满项英对肃反的消极态度,下令免去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而邓发则继续担任闽西最高负责人的职务,这助长了本来就够左的邓发,使其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毛泽东与闽西肃反有无关联,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从时间上判断,项英进人赣西南后,毛泽东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毛并很快领导红一方面军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毛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肃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闽西肃反又是一件发生在赣西南眼皮底下、震动苏区全局的事件,毛绝无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后,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批判项英,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再掀高潮,而此时,闽西“打社党”运动正方兴未艾,此恰可证明开展“打AB团”的合理性。毛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场与“肃AB团”平行展开的“肃社党”运动。

毛泽东深深卷入赣西南的“肃AB团”,没有或较少涉人闽西“打杜民党”的事件,这些都决定了毛在对待这两个事件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1931年9、10月后,周恩来起草的、包含有对“打AB团”过火化批评内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经传到江西苏区,毛开始受到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冷遇,毛逐渐调正自己的姿态,以摆脱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汇报闽西肃反工作,毛指示张鼎丞,必须立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千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削夺与周恩来关系较为密切的邓发的权力,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又利用闽西肃反“扩大化”一案,进一步打击邓发。对于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闽西“肃社党”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肃反之必要性,将其问题定性为“扩大化”。

邓发作为此案的直接当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确表示,“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然而毛泽东却不愿直接承认闽西“肃社党”是一件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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