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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柏林墙的倒塌与“信息柏林墙”的建立

1961年东德政府开始修建柏林墙,目的是阻止居民逃往“自由世界”。1989年1月,修建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强硬地说:“如果建立的原因还没消除,柏林墙将会屹立大约50年,甚至100年!”

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引发举世震惊和谴责,而东德共产党却派出“末代总书记”克伦茨(Egon Krenz)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公然对镇压表示赞赏。昂纳克也声称,要“学习中国同志的处理方式”来对付示威者。1989年10月7日,东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庆四十周年大阅兵。仅仅33天之后,柏林墙倒塌,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崩溃的序幕。

在柏林墙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句话:“我们决不能让流血事件发生!”同样是共产政权,苏联东欧没有效仿天安门屠杀。评论家胡平先生说,“要使共产专制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旦停止了暴力镇压,这台庞大的机器就瘫痪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随即就渴死了饿死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无非就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所谓北京共识、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杀人而已。”

柏林墙被拆除30年后,人类早已进入信息互联互通的数字时代,但在专制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还有一座柏林墙需要被拆除,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防火长城,也称作国家防火墙(Great Firewall,GFW)。它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包括相关行政审查系统)的统称,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络上的通讯,对认为不符合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此系统起步于1998年。

一般的墙,是防止外人随意进来;监狱的墙则是限制里边的人自由出去。而中国的防火墙,既阻止外界的信息自由进入中国,也限制里面的信息自由传出中国。它屏蔽了大量国际媒体、智库和国际人权组织的网站,屏蔽了几乎全部最流行的国际社交网站和大多数视频类网站。中国是极少数几个不能上Twitter、脸书、Google、YouTube、BBC、CNN、纽约时报的国家。墙内的人们既无法获取数以百万计的重要网站的信息,也无法通过这些自由的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发表看法。中国人就这样,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却严密的信息监狱里。

人们只能从层层过滤、重重审查的官方媒体、官方网络上,获取信息;人们被迫接受的是扭曲的历史、虚假的现实、意识形态宣传、心理操控、屏蔽真相、愚民奴化教育,共产党洗脑机器可以说成果显著。几代人生活在以血腥暴力为基础的信息监狱中,形成了顺服乃至热爱老大哥的认知和情感。不但如此,中国政府不但控制信息的自由流进流出,而且通过所谓的社交媒体-微博、微信、QQ、抖音等-收集和窃取公民信息、监控网民的一举一动。信息柏林墙虽然无形,但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从毛氏群众运动极权到习氏高科技极权,独立思想被制裁、独立人格被摧毁、反抗行动被扼杀。这种环境培养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是脑残、犬儒、投机分子或小粉红。

柏林墙挡不住人们对自由的向往。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得•费查试图翻越围墙,在攀至顶部后,两名东德边防军士兵罗夫•费特列治和艾力•薛伯发现了他,并向他开枪。彼得是第一个因试图攀越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人。除了直接翻墙外,人们采取了许多方式:高楼跳下、挖地道、潜水、大型热气球、走下水道、驾轻型飞机、开汽车高速冲过检查站等等。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柏林墙建立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为了翻越中国防火墙的网民们,也曾各显神通。自由门、火凤凰、tor、赛风、免费代理IP、VPN、蓝灯、SSR等,猫捉老鼠游戏玩了十多年。不过似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年中共发威加强防火墙封杀VPN,翻墙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高。因为帮人翻墙而被拘留、判刑的例子,开始多了起来。

广东东莞的邓杰威因出售“飞跃SS”、“影梭云”VPN翻墙软件账户,被判刑9个月;吴向洋因搭建VPN服务器,并出租、销售VPN软件和VPN路由器硬件,被判刑5年半。2019年3月,翻墙技术网站“逗比根据地”创始人孙东洋被判刑3年、缓刑4年,并被没收电脑及处罚20000万元罚金。甚至一些网民仅仅因为使用VPN翻墙,就被警告、传唤、罚款乃至拘留。因为网络言论而被判刑的中国网民、作家、记者更是成千上万,记者无国界、自由之家等国际人权机构,把中国列为少数几个“互联网黑洞”、“互联网敌人”。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仅仅排在三个国家之前:厄立特里亚、北朝鲜和土库曼斯坦。

“信息柏林墙”虽然无形,但专制政权对翻墙、推墙的惩罚却毫不手软。那些大胆行使言论自由、试图冲破言论禁忌的中国公民,因为翻越无形的高墙而被关入有形的高墙。

创始于1985年的“无国界记者”,在促进全球新闻自由方面卓有成效,2005年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18年,在“无国界记者”的倡导下,成立了25人“全球信息与民主委员会”,委员包括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茨、作家略萨、人权律师埃巴迪等四名诺贝尔奖得主,和弗兰西斯•福山、亚当•米奇尼克等学者、记者、作家、人权活动家和科学家。作为25名委员之一,我参与了《全球信息与民主宣言》的全部讨论和起草过程,向委员会解释中国的“信息柏林墙”。

2018年11月公布的《全球信息与民主宣言》,确立了全球信息空间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它应服务于表达自由、人类尊严、宽容和增进理解;获取信息和知识,是一项基本人权;政府控制媒体、扭曲信息、压制新闻、用暴力对待记者,极大威胁和剥夺了人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权利。这个宣言重申和细化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表达自由”的基本原则,并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为全球信息空间、媒体、记者和国际信息平台确立了基本原则。《宣言》得到数十个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洲理事会的支持。

柏林墙倒塌至今30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猛然醒悟到:互联网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可以引领中国走向开放与自由,但中共却用它来实施全面高效的数字极权主义。哈佛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文章中说,“当我们痛快地庆祝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时,全然低估了共产政权在中国存活下来的深远意义。”

人们迟迟没有意识到: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没有停止,中共筑起的“信息柏林墙”不仅囚禁着中国人民,而且不断向自由世界渗透和扩张。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各类同乡会、校友会和商会,威胁着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大量的海外媒体被中国政府渗透、收买,影响着海外华人和外国读者的思想观点;中共用拒绝签证来威胁国外研究者、记者,迫使他们进行自我审查;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外国记者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跟踪和骚扰;微信、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越来越引起海外用户关于内容审查和隐私安全的忧虑;很多西方公司因为在西藏、维吾尔、香港、台湾等问题上的政治观点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谴责和抵制,并且几乎都要道歉并且撤回或改正他们的说法;华为、ZTE等中国科技巨头,对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共利用黑客对西方政府、科技、大学、军事、情报等部门发起网络攻击、窃取秘密;中国政府的五毛水军或机器人制造和传播各种虚假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出版人、书店店员和异议人士甚至在境外,被中共特务绑架回国……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共信息柏林墙的延伸。

尤其不可接受的是,西方的科技巨头们-思科、谷歌、脸书、苹果、雅虎等等,纷纷配合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甚至为中国的互联网防火长城(GFW)提供技术、设备和培训。西方人曾热情地帮助东德人翻墙和拆墙,但这些科技公司却为了巨额利益,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和加固高墙。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逃到苏联的昂纳克被引渡回国受审,被控犯有叛国罪及杀害192名试图逃离共产党政权的德国人;“末代总书记”克伦兹,因杀害东德民众罪名被判刑6年半;开枪把18岁的彼得打死在柏林墙上的两名军人,分别被判刑20和21个月。在罗马尼亚,制造屠杀的独裁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再后来,“中国人民”的其他一些老朋友们,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卡扎菲被打死,萨达姆被绞死,穆巴拉克被赶下台、关监狱,米洛舍维奇受审期间死亡,全斗焕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本阿里逃亡、被缺席审判,皮诺切特入狱……颜色革命和民主革命席卷之下,大量的独裁政权纷纷瓦解。

但在中国,制造屠杀的刽子手们用人民的鲜血保住了政权,并且建起了高科技柏林墙。那些把翻墙者投入监狱的秘密警察、法官和共产党干部,仍在残害着中国人民。30年来,在西方政府的绥靖政策和国际科技巨头的助纣为虐下,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畸形崛起的同时,却背离自由民主,而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自由世界。就在此时,北京的枪声响在香港的街头。

1987年6月12日,里根总统在布兰登堡门向苏联共产党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今天,深受信息柏林墙之苦的中国人,当然希望、也永远感佩国际社会推墙的努力;但如果不能帮忙推墙,请你们不要帮着加固这堵墙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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